水權交易市場的前提是明確水權的概念。長期以來，在傳統觀念和計劃經濟的影響下很難體現出來水的商品性，更談不上水權交易了。在 20 世紀末期，隨著人口增長和經濟增長，水資源供需矛盾的突出，才逐步確立和加強了水作為商品的屬性。水權與傳統財產權類似，其權利內涵包括水資源的所有權、經營權和使用權。同樣水權的權利分割也與同其他商品的權利一樣，將上述三重權利進行分割，由不同的權利主體掌握和利用。我國現有的法律體系水權的所有權只能歸屬于國家或集體；在經濟生活中的某一個體或組織可以擁有經營權；而水資源的使用權天然的歸屬于水資源的使用者。我國歷來屬于缺少水資源的國家，水資源很早就表現出商品屬性，但由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原因我國的水資源分配是指令配置模式，主要通過行政手段來配置水資源。在這種模式下，水的價格與需求脫離，不能反映真實的需求狀況，造成供需和結構的不平衡，在水資源相對富裕的地區水資源的浪費現象嚴重。而市場化的水資源配置手段是水資源優化配置的有效手段，通過水權的交易實現水資源的結構優化和節約。

 

在水資源交易立法方面，我國進行了一系列探索。《水法》——規定了取水許可證制度與有償使用制度；《取水許可證制度實施辦法》——規定了取水許可證不可轉讓；《關于水權轉讓的若干意見》——提出要加快建立完善的水權轉讓制度；《取水許可和水資源費征收管理條例》——明確規定節余取水權可轉讓，為水權交易市場的構建提供了法律依據。
 

價格是用市場機制來進行水資源分配的關鍵環節，而水資源的價格構成應包括資源水價、工程水價和環境水價三部分。由于歷史和政策原因，在我國現有的水資源定價體系中，水資源的價格是偏低的，沒有有效起到調節供需的目的。水價過低導致水資源浪費，同時供水的企業沒有得到應有的收入擴大再生產，使得水資源交易陷入了惡性循壞。由于地理結構的原因，我國本來就是世界上水資源貧乏的國家，并且地區資源的分布不均衡，只能通過“南水北調”這種國家級的水利工程來實現水資源的跨地域分配。這就意味著水資源企業需要大量的投資。水資源大額投資的特點決定了水資源的投資回收期長，要在這種投資模式下，實現供水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就需要建立一套合理的、市場化的調控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