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政策對排放的影響仍然相對不確定，研究觀察到，在大約1500項新的政策實施案例以及現有政策的強化中，只有 69 項政策案例在模型中實現了大幅減排。

 

排放突然變化的現象在各個部門和國家之間的分布并不均勻。大多數排放突然變化發生在建筑部門（24 例），其次分別是交通運輸（19 例）、工業（16 例）和電力（10 例）。在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或轉型經濟體中分別發現了 48 個和 21 個排放突然變化。此外，研究發現的結構性排放突然變化，在發生時間上與氣候政策的新推行或強化也非常吻合。這69例排放的突然變化中，有63例至少與一項政策有關，大多數排放突然變化則與兩項或多項政策有關（占比70%）。

 

這項研究采用了一種綜合方法評估多種政策工具，重點比較這些工具在單獨實施和作為政策組合的一部分時的不同效果。研究將具有相似經濟機制的工具歸類（比如，將排放交易、碳稅和燃料稅歸為“稅收”類），并展示了它們在不同實施方式下的平均減排效果。對于非價格型政策，研究還展示了與價格型政策組合使用時的平均效果。

 

結果顯示，大多數情況下，政策工具作為組合的一部分時效果更明顯。例如，像環保標簽（environmental labels或類似的標識政策，這種政策通常用于幫助消費者識別出環境影響較小的產品或服務，進而影響他們的選擇和購買行為）和化石燃料補貼改革這樣的政策，只有在組合中才與顯著減排效果相關。這表明這些政策單獨實施效果有限，甚至可能從未獨立發揮過作用。

 

而一些常見的政策工具，如禁令、建筑規范、能效要求和補貼，在組合中則表現出更強的減排效果，單獨實施時效果較小。例如，建筑領域的禁令和淘汰政策，作為組合一部分時平均減排效果為32%，單獨實施時僅為13%。與之相反，稅收是一個例外，即使單獨實施，也能有效減少排放，其減排效果與組合政策中的效果相當，有時甚至更好。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tan pai fang . c o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