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立欣：農業的碳排放是生存性、基礎性的排放。農業領域碳達峰、碳中和，更合適的說法是農業減排固碳。

 

農業農村減排固碳是我國碳達峰、碳中和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最新國家溫室氣體清單通報數據，2014年我國農業溫室氣體排放量為8.3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占全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6.7％。其中，種植業排放主要為稻田排放甲烷、農田施用氮肥排放氧化亞氮，占農業排放的58％；養殖業排放主要為動物腸道產生甲烷、畜禽糞便處理產生甲烷和氧化亞氮，占農業排放的42％。當前我國糧食和肉蛋奶等農產品需求仍呈剛性增長態勢，農業發展的首要任務仍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此外，按照我國向國際作出的承諾，2030年實現碳達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的達峰，不包括甲烷、氧化亞氮等其他溫室氣體，而我國農業溫室氣體排放中二氧化碳很少，主要是甲烷和氧化亞氮。

 

但隨著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快速推進，也對農業農村減排固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們要看到，農業不僅是溫室氣體排放源，更是固碳增匯的主要貢獻者。農業減污降碳仍有很多潛力可挖，例如化肥農藥減量增效還有一定空間，畜禽糞污等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水平還有待進一步提升，農村可再生能源還有很大發展潛力；農業生態系統是重要的碳匯，農田、森林、草地和濕地具有很強的固碳功能，2014年我國林業碳匯、農田土壤碳匯、草地碳匯和濕地碳匯分別為8.4億噸、0.49億噸、1.09億噸和0.45億噸二氧化碳當量，每年創造碳匯超過1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可為我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提供有力支撐。

 

金書秦：從聯合國糧農組織自1961年以來的統計數據來看，中國農業溫室氣體排放可分為三個較明顯的階段，與我國農業農村發展歷程十分契合。

 

第一階段是改革開放之前，農業溫室氣體排放量平穩增長。沿襲“靠天吃飯”的傳統模式，當時我國農業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加主要源于人口增加帶來的開墾面積和強度的增長。從1961年到1978年，隨著化肥用量的上升，農業排放的二氧化碳當量從2.49億噸增長到4.07億噸。第二階段是改革開放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機械化、化學化、電氣化等成為現代農業發展的早期特征，農業溫室氣體排放量快速增長，1996年農業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長到8.26億噸。第三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至今，農業溫室氣體排放趨于平穩。高強度的化學投入邊際效益開始下降，環境問題日益突出，農業面源污染防治被提到重要議事日程。黨的十八大以來，“化肥農藥零增長”等一系列促進農業綠色發展的舉措，有效地遏制了農業化學投入品的增長勢頭，并顯著提高了秸稈、畜禽糞便等農業廢棄物的綜合利用水平。農業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從1997年的7.61億噸增長到2016年的8.85億噸，之后開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