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記錄股市在KPR宣布前后整體的收益反應，研究團隊發現，市場將澳大利亞KPR的宣布視為負面消息（即碳風險升高）。此外，樣本分析表明，市場對排放者的負面反應比非排放者更加強烈，這表明澳大利亞的KPR對排放者股票價格的影響比非排放者的更顯著。

 

接著，團隊通過雙重差分法發現，與非排放者相比，排放者在KPR簽訂后的利率差增加了5.4%。與此同時，在KPR之后，排放者的隱含股本成本增加了2.5%，這再次驗證了碳風險的升高推動了融資成本的上升。

 

通過敏感性分析，研究團隊發現，機構投資者能夠相對較好地感知ESG問題對其投資對象價值的威脅，并將這些風險的變化，特別是新出現的環境監管風險，納入其投資決策中。在KPR之前持有大量排放者股票的機構投資者會遭受更嚴重的損失，導致他們在KPR之后避免這種環境風險投資。因此，投資者認可度的降低導致排放企業融資成本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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