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語云，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但規矩太多，也難成方圓。

 

多年來，在可持續發展報告領域，由于“標準”版本繁多，且自說自話，不僅讓報告編制者無所適從，感到困惑、負擔過重，同時也使得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的質量乏善可陳，難以有效滿足投資人以及其他利益相關方的需求。

 

伴隨著全球各國或地區的可持續信息披露要求持續加強，以及投資人和資產管理機構更加關注可持續發展相關機遇和風險對公司財務帶來的影響，近兩年國際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整合、統一趨向顯著，然而“標準化全球標準”并非易事。

 

近日，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邱慈觀教授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表示，統一全球可持續發展報告編制標準不僅在技術層面存在太多挑戰，而且還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平衡。她指出，未來可持續信息披露的全球標準可能不止一套。

 

 

專業能力

 

2021年11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基金會（IFRS Foundation）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COP26）期間，宣布成立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簡稱ISSB），表示要制定一套高質量的可持續信息披露基準性標準——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發展披露準則（IFRS 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 Standards，簡稱ISDS），以滿足投資者日益增長的信息需求。

 

 

 

當時，很多人對ISSB充滿期待，認為其成立是“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的分水嶺”“朝著建立統一且全球一致的可持續發展相關信息披露邁出的重要一步”，當然也有人對ISSB的雄心與前景保持謹慎觀望態度。

 

 

 

早在2020年底建立ISSB的工作啟動之時，邱慈觀等業內人士就已經知道了IFRS 基金會的決定和計劃，當時她對于ISSB成立的第一反應不是興奮，而是疑問——人呢？他們到哪里去找人？

 

 

 

“IFRS基金會主要掌管的是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簡稱IASB），IASB負責制定通用的財務報告標準。盡管IFRS在財務報告標準制定方面已經影響力很大，但它并沒有可持續發展報告方面的人才儲備。一個做財務報告標準的基金會來制定可持續發展報告的框架，首先要面對的問題就是找人，必須要招兵買馬。”在邱慈觀看來，IFRS在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方面缺乏經驗和專業團隊是其面臨的首要挑戰。

 

 

針對專業能力不足，ISSB倒也早有應對。

 

早在去年11月正式成立之時，ISSB就宣布將于2022年6月之前將可持續發展報告標準組織——氣候披露準則理事會（Climate Disclosure Standards Board，簡稱CDSB）和價值報告基金會（Value Reporting Foundation，簡稱VRF）整體并入。其中，前者CDSB由碳信息披露項目（The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簡稱CDP）發起，主要關注環境和氣候變化的信息披露，試圖將環境氣候信息整合到公司年度報告等主流報告中；VRF則是由可持續發展會計準則委員會（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簡稱SASB）和國際綜合報告委員會（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簡稱IIRC）在2021年合并而成，其合并后提供的報告框架將環境社會信息與財務表現進行勾稽，為定性信息定量化提供了標準。

 

ISSB并非從零開始研發，而是通過合并CDSB和VRF，整合其技術力量和專業人才。ISSB將基于多個現有的以投資者為核心的國際披露框架而構建其全球性標準。對于ISSB的上述“創新”舉措，邱慈觀將其形象地比喻為“包餃子”。她表示，ISSB原本只有一張餃子皮，里邊并沒有餡兒。現在它拉來一堆東西(機構)進來后做成餡兒，然后再包成一個餃子。

 

除了吸收合并CDSB和VRF可能帶來的不同組織間的整合問題，邱慈觀認為將可持續發展相關信息與財務信息結合到一起也并非易事，而這正是ISSB能否成功統一全球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的核心。

 

她指出，隨著經濟環境變化，沿用多年的傳統財務報告的不足日益凸顯，譬如財務報表無法反映氣候變化因素的潛在財務影響，“我們需要一套有顛覆性創新的報告框架，把財務信息和可持續信息整合起來”。盡管在制定財務信息披露標準方面的能力和信譽，使得IFRS成為制定全球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的中心，但邱慈觀對于ISSB是否具備了相應的專業能力抱持著觀望態度。

 

實際上，她認為哈佛大學已經設計出了這樣一套能夠反映公司財務、社會和環境表現的財務賬戶，即影響力加權財務賬戶（Impact-Weighted Financial Accounts，簡稱IWA）——IWA是財務報表（例如損益表或資產負債表）的行項目（Line Item）,通過反映公司對員工、客戶、環境和社會的正面和負面影響，以補充財務和業績報表。 

 

“將可持續發展報告和財務報表整合到一起，這里邊的挑戰非常大。哈佛大學IWA并不是那種表面的合并，而是真正地內嵌其中，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邱慈觀認為，在缺乏專業人才的情況下，ISSB未必能實現同樣的目標，要克服的挑戰很多。

 

競爭對手

 

對于ISSB對全球可持續信息披露可能帶來的影響，邱慈觀直言，“目前很難回答這個問題，要看它未來怎么走”。

 

無論是在財務報告還是可持續發展報告領域，重要性原則（materiality principle )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邱慈觀說，重要性原則是價值觀的體現，而且正是這些看似很“虛”的東西在控制著“實”，即財務信息或可持續信息的披露框架。

 

她指出，在可持續發展報告領域，重要性原則分為單一重要性（single materiality)和雙重重要性(double materiality)。其中，單一重要性是指基于由外到內對重要性進行定義，只考慮環境和社會議題對企業財務基線產生的影響；多重重要性同時從由內到外角度和由外到內角度兩個維度來衡量議題的重要程度，既要考慮環境和社會議題對企業價值的影響，也要考慮企業經營活動對外界環境和社會的影響。

 

邱慈觀表示，遵守不同的重要性原則，將導致報告準則對報告定位和信息披露要求存在較大差異。“報告寫給誰看？關切的可持續發展議題是什么？這些問題的答案會因價值觀不同而產生差異，為此不同的標準制定組織構建出的報告標準或框架也會不同。”

 

邱慈觀指出報告受眾一般會分為兩類，一類是只寫給投資人看——投資人關切的問題就只是投資回報；另一類是寫給包括投資人在內的更廣泛的利益相關方，包括員工、客戶、供應商、監管機構、投資人、債權人等等。邱慈觀介紹說，ISSB制定可持續發展報告框架秉持的是單一重要性原則，其價值觀也非常明確，屬于投資人導向。

 

除了能力面臨考驗，邱慈觀表示ISSB還有兩個非常強勁的競爭對手在前方。

 

第一個就是于3月21日發布新的企業氣候信息披露提案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簡稱美國證監會）。邱慈觀介紹說，美國證監會借鑒的是國際公認的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框架（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TCFD框架），秉持的是單一重要性原則，其目標是主要寫給投資人看。

 

第二個是歐盟委員會推出的《歐盟可持續報告準則》（European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Standard，簡稱ESRS）。受歐盟委員會委托，歐洲財務報告咨詢小組（EFRAG）主要負責ESRS的開發和擔當披露標準的技術顧問。邱慈觀介紹，歐盟在制定框架過程中吸納的是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簡稱GRI)的標準，堅持的是雙重重要性原則。

 

“美國證監會和ISSB走的是相當資本主義的一條路，他們關注的只是環境和社會因素對投資人的財務回報的影響。而歐盟則是從對自身財務績效的影響和對環境、社會的影響兩大維度去考慮報告應該披露的議題和指標。” 

 

與美國證監會和歐盟結合的框架TCFD和GRI相比，邱慈觀認為ISSB明顯是通過整合影響力較小的一些組織來壯大自己，而ISSB未來在三套標準中的競爭優勢還不明確。

 

“GRI成立于1997年，GRI框架是全球適用范圍最廣的標準體系；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TCFD工作組）由G20轄下的金融穩定委員會于2015年成立，其在全球共有32位理事，其中美國前紐約市長Michael Bloomberge擔任理事長。工作組2017年6月發布的《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建議報告》（簡稱“TCFD框架”）是國際上領頭的氣候信息披露框架。相較而言，ISSB整合的標準制定機構相對影響力較小（成立時間短和政府背景也相對弱一些）。”

 

在上述三足鼎立中，邱慈觀認為形成了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格局。她同時指出這種形勢背后其實有兩大影響因素：一個是價值觀，持有相同價值觀的組織會形成伙伴關系。另一個是利益，包括標準制定機構間的利益爭奪以及國家間的政治利益權衡。

 

中國未來會選擇向哪一方靠攏？邱慈觀表示中國應該會參與ISDS的制定流程，但上述兩大因素也會是國家決策時的考慮重點。

 

如何應對？

 

世界上可能有統一的ESG信息披露標準嗎？

 

邱慈觀的答案是標準會趨同，會兼容，但這不表示是統一的、完全一樣的標準，“世界上價值觀是不可能完全一樣的，也不會有人能夠統一價值觀。另外，政治利益博弈也會永遠存在。如果這兩個問題可以解決，有可能會有統一的標準，否則那些所謂的‘統一標準’只是流于表面，而非真的標準”。

 

邱慈觀認為未來國際上大概會有二至三套國際ESG信息披露標準。而且她進一步分析說，國際標準通常只適合發達國家和大公司。由于發展階段和企業規模不同，中國必須要有適合自身國情的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我們關心鄉村振興、共同富裕、留守兒童等問題，但歐美并不如此。我們需要一個符合中國獨特需求的披露框架，而且這個框架與國際標準并不違背，而是相輔相成的。”

 

邱慈觀認為，在應對和遵守國際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方面，大企業的問題會比較小，他們只需要提供內部數據，然后請咨詢服務公司來幫忙編制就可以了。“國際上要求用什么框架，它們就用什么框架來寫，甚至可以根據不同組織（標準制定組織、交易所、監管部門等）的需求，編制多套報告”。

 

她認為，面臨挑戰較大的是小企業，因為小企業在能力建設和成本負擔上都會很難。邱慈觀建議編制一些適合小企業采用的，簡單易操作的報告框架。

 

采用規范性標準，編制和發布可持續發展報告，將企業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進展和成果以可比和有效的方式展現，是企業使用同一話語體系與外界對話的重要方式之一。但邱慈觀同時強調，要想披露得好，最重要的還是要先做得好。

 

她表示，與推動企業編制可持續發展報告的理由不同，企業真正行動背后的動因包括法律法規、社會價值觀、文化認知模式、同儕學習氛圍等，此外通過采取ESG行動實現盈利也是推動企業行動的重要動機。“企業是營利組織，所有ESG實踐如果沒辦法幫助其盈利的話，企業是不會愿意的。譬如，降低制造過程中的二氧化碳跟國家碳中和目標相符，但企業為此連續10年都不賺錢的話，其生存也會難以為繼。”

 

邱慈觀指出，上述所有誘因夾雜在一起，推動企業進行回應，“只有做好了，才能寫出一份好的報告。行動都沒有，不管采用什么披露標準，都是沒辦法寫出好報告的。”

 

記者手記：

 

江湖說“ESG”，官方講“可持續”？——淺談“ESG”話語體系

 

所謂ESG，即是Environment（環境）、Social（社會）和 Governance（治理）的縮寫。最近兩年，ESG在中國從未像現在這么熱鬧，但是在官方文件尤其是中央文件，包括中國人民銀行印發的政策文件中卻鮮少使用“ESG”一詞。

 

據筆者了解，今年4月11日，證監會發布的《上市公司投資者關系管理工作指引》中首次提及ESG一詞，要求投資者“在溝通內容中增加上市公司的環境、社會和治理（ESG）信息”。另外能夠看到“ESG”的政策文件，據不完全統計就只有三份地方性政策文件——2020年9月《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辦法》、2021年10月《上海加快打造國際綠色金融樞紐服務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實施意見》和2019年12月，香港交易所發布的《ESG報告指引》，以及國務院國資委于2022年5月印發《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質量工作方案》提出要“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探索建立健全ESG體系。”。

 

邱慈觀在與本刊記者交流時表示，國內官方文件（主要指中央下發的文件）是不太愿意用這個字的，因為它沒有明確的定義，也被認為帶有一定的意識形態色彩。的確，作為舶來品ESG從一開始就飽受爭議，它與國家和個人價值觀密不可分，而且在不同語境中所代表的具體行為指向會差異很大，有時甚至大相徑庭。邱慈觀說：“ESG的界定是非常松散的，僅從不同評級機構所評的議題和指標的區別上就能看出大家對ESG的定義有多不一樣。”

 

ESG一詞最早出現在2004年由聯合國全球契約發布的報告《Who Cares Win》中，一般來說，E包括氣候變化及相關風險、廢棄物排放、環境合規要求等；S包括員工健康安全、社區關系、供應鏈勞工問題等；G包括信息披露、反腐敗、高管薪酬等。雖然ESG一詞沿用至今，已經異常火熱，但是其定義卻一直都不是很明確。

 

因為界定不清，邱慈觀介紹說，不僅中國，連歐美包括世界上很多國家也都不喜歡用這個字，而是用“可持續”，“他們只是在非正式場合會用到ESG，在正式場合用的都是經過正式定義或界定的詞，比如可持續投資（sustainable investing）、可持續金融（Sustainable Finance）、可持續發展披露準則（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 Standard）等。G20可持續金融研究小組的英文叫做Sustainable Finance Working Group,他們要做的所有金融工作都不會叫做ESG，而且他們對可持續金融的界定非常清晰，關切的議題也都明確是氣候金融、轉型金融等。邱慈觀表示，學術界其實也不喜歡用ESG，歐美學者在論文中要用（ESG）的話一般會用SRI（Social Responsibility Investing）,中文是“社會責任投資”。

 

 

 

不用ESG投資，國內官方用的表述多是什么？邱慈觀表示是“綠色金融”“轉型金融”等。與ESG定義模糊不同，她指出，這些名詞及其包含的內容都是清晰寫在我們國家的法律法規里的。例如，2016年七部委印發的《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對綠色金融做了清晰界定（簡單講，綠色金融就是推動綠色低碳產業發展進行投融資）。她表示，國外不常用綠色金融，他們更喜歡用“可持續金融”。

 

 

 

“我們一開始用‘綠色金融’一詞時，并沒有想太遠，而且當時與國際接軌程度也不如現在。今天我們要實現碳中和目標，棕色行業（高污染、高碳排的行業）就必要轉型，就會需要轉型資金。歐洲比我們早提出碳中和，他們也很早就意識到不能只講綠色金融，而要講可持續金融。最近兩年提出碳中和目標后我們也不能只講綠色金融了，所以現在我們新提出了‘轉型金融’，它是綠色金融體系的重要補充，用于支持碳密集行業的低碳轉型，即針對棕色領域轉型提供資金支持” 。

 

 

 

ESG現在很火，但是在使用時，很多時候還是會與可持續發展、企業社會責任（CSR），綠色金融、可持續金融、責任投資等概念混用，導致混亂。由于自身定義不明確，范圍太松散，為此ESG實踐、或ESG投資常常會在實踐程度、在傳播上陷入尷尬。

 

 

 

盡管從生態危機緊迫性出發，本著實際行動重于形式的原則，概念、定義的區分可能并非如此緊急，但是隨著全球性生態危機加劇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當前企業如何影響和貢獻全球可持續發展的作用越來越巨大，其受到的關注和呼聲也越來越高。為了使得企業更好地發揮潛力，也更好地完成與外界的信息溝通，構建通用的、有利于推動可持續發展的話語體系，建立相同的語境是基礎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畢竟只有明確了“是什么”，所言即所指，才能討論“怎么干”，實現所行即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