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評價體系的構建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從參與各方而言，有政府機構、投資機構、企業以及ESG評價機構等；從信息的采集處理而言，包括信息披露的內容、規則和標準、ESG各項指標的評價標準、評價模型的構建等等。科學的ESG評價體系既需要相應的頂層的制度設計，同時也需要具體的實施路徑。

 

構建ESG評價體系首先需要頂層設計。首先，國家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需要政府、機構和企業的協同，尤其是政府各部門之間的政策協同。而實現協同的基礎就是依托ESG評級體系。中央制定的2030年實現“碳達峰”和206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作為國家層面踐行國際責任、實現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宏觀目標，客觀上是依賴微觀層面企業和投資機構共同踐行ESG發展理念的結果呈現。為此，各主管部門在國家綠色發展理念的引領下，出臺或計劃出臺配套的激勵政策。建立統一的、標準規范的ESG評價體系，有助于實現各部門、各地方政策的協同和整合，增加施政效果評價的可比性，從而實現ESG框架下政策協同上的全國一盤棋。

 

其次，企業ESG信息的真實披露是ESG評價體系構建的基礎，有賴于國家層面制定相應的企業ESG信息披露標準和規范等強制性要求。ESG評價體系同傳統上依照財務指標進行的債項信用評級有比較大的區別，其復雜性在于衡量環境、社會和治理這些指標的主觀性較大，容易出現因關注點不同而出現較大的偏差，同時企業信息的披露如果沒有政府監管規則的約束，外界往往難以獲得較完備的企業ESG相關的信息。在不少情況下，還存在企業為了獲得較好的ESG評級而進行“洗綠（Greenwashing）”的現象，客觀上也加大了ESG評級反映被評主體實際狀況的難度。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2019年的一項研究顯示，美國5家主要評級機構對同一樣本ESG的評價得分的相關系數為0.61，遠遠低于不同評級機構對同一樣本債項評級的相關系數（如通常情況下，穆迪和標普債項評級的相關系數可高達0.99），反映了評級機構對受評主體ESG的觀點差異度較大，也說明了ESG相關指數標準統一的難度。因此，我們在ESG相關指標標準的設定、評級分值的評定規則以及企業信息披露的標準、程序和規范等方面，均需要進行相應的頂層設計。

 

相對于ESG投資理念的普及，被廣泛接受并應用于監管、評級和投資操作層面的ESG標準的構建則相對滯后，全球范圍內很多機構和組織也正不斷探索關于ESG標準和相關信息披露規則的制定準則。以影響力較大的可持續發展會計準則基金會（SASB）為例，它是一家位于美國的非營利組織，致力于制定一系列針對特定行業的ESG（環境、社會和治理）披露指標，促進投資者與企業交流對財務表現有實質性影響且有助于決策的相關信息。該組織依照全球行業的分類對ESG評價標準進行差異化設計，旨在使投資人能在同一行業中比較不同企業的經營表現。此外，該組織還協同國際綜合報告理事會（IIRC）和國際金融報告標準基金會（IFRS），共同成立價值報告基金會（VRF），主要著眼于公司報告體系國際標準的建立。又如，在信息披露監管方面，英國政府出臺了綠色金融戰略，強制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和大型資產管理機構自2022年開始披露其商業活動所產生的環境影響。再如，歐盟近期則出臺了EU分類披露原則（EU Taxonomy），以期實現企業ESG信息披露的程式化規范標準。此外，歐盟出臺了歐盟商業活動分類細則，對各類經濟活動和活動程度對于歐盟環境目標的影響閾值進行了詳細劃分并以此作為監管企業經濟活動的準則。在金融領域，歐盟委員會還通過了可持續金融披露規則（SFDR），要求所有歐盟金融市場參與機構披露相關ESG信息，并要求具有可持續投資目標的金融產品提供額外投資信息。從國際上ESG體系構建和監管的發展趨勢可以看出，目前ESG體系國際標準的形成正處于蓬勃發展階段，構建我國自主獨立的ESG標準評價體系時不我待。

 

ESG評價體系的構建和實施應依托本土評級機構。ESG評價體系的構建牽涉企業信息收集、模型建立、數據分析等一系列操作，從業務類型和技術要求上同傳統信用評級機構的服務領域重疊較多，因此評級機構可以作為ESG評價體系構建的主體。以評級機構為主體，在監管機構相關規則的指引下，聯合其他企業信息數據監測服務機構，共同構成我國ESG評價體系的參與主體。在這一體系架構中，評級機構是整個ESG評價體系構建的中樞，它既是信息的輸入端，同時也是信息的輸出端，ESG評級機構信息處理的技術水平決定著ESG評價指標的質量和價值。

 

從評級機構的選擇上，ESG評價體系的構建應以本土評級機構為主體，主要是出于以下考量：一則是企業ESG評級信息除公開信息外，還有不少敏感性信息，尤其是我國的國有企業，除卻承擔市場經營的角色外，還兼具實現國家戰略性目標和承擔眾多社會責任的多重身份，對這類企業的ESG評價應該選取技術能力強同時又具有社會擔當的本土評級機構進行；二則是從技術體系的支撐上，評級機構在國內經過近30年的發展，積累了較成熟的適合中國特色國情的評級體系架構，建立了較完備的企業和行業數據庫，同時通過對各行業企業的長期跟蹤和評價，掌握了較為全面的關于企業經營中ESG的相關信息，具有開展ESG評級的先天優勢。

 

依托ESG體系拓展我國資本市場投資應用場景和實踐路徑。當前，全球市場上被動投資占據資本市場的比重日趨增大。隨著ESG投資理念的普及，各國金融監管當局對綠色金融的政策傾斜，預期未來依托ESG相關指標的基金投資將在資本市場比重將進一步提升。未來，ESG相關標準和行業指標有望成為國際資本市場新的投資基準。

 

從應用場景上，我們可以在ESG體系完善的基礎上，推動ESG相關投資在我國資本市場上的實施，一方面拓寬了市場資本的投資領域，另一方面則通過資本投資導向將綠色金融、企業社會責任和環境保護等可持續發展理念落到實處，最終實現我國經濟的高質量轉型發展。例如，通過構建依托國企ESG指數的投資基金，實現國有資本的市值管理，增強國有企業在資本市場投資的價值和吸引力，為國有資本運營提供新的投資標的和投資組合等，也為我國當前推進的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新的路徑。再比如，國家相關管理部門可以指導有關研究機構和評級機構，定期發布國內各行業的ESG評價藍皮書，通過政策指引和輿論導向，合理引導市場資本流動，將ESG投資理念融入到實體經濟的發展中。

 

具體的實踐路徑上，ESG評價體系的應用初期可以從國有大型企業ESG標準評價上率先著手。一方面，大型國企作為國民經濟發展支柱，從企業的運營目標上，除實現國資的保值增值外，先天承擔著執行國家關于環境和社會責任等“非財務”領域的重要職能，ESG評價體系的引進可以更好地評估國企經營過程中在ESG各領域指標的優勢和不足，從而實現ESG導向下企業經營戰略的進一步優化。另一方面，在國企領域ESG的實踐示范成功的基礎上，可以逐步將成熟的ESG評價體系向其他領域推進。

 

（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分析師 劉金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