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上這些方面來看，似乎萬事俱備。但還有一些挑戰比五年前更艱巨。

 

首先，是CCER的重頭項目——可再生能源的處境已大不相同。現行CCER方法學包括減排額外性論證的要求，也就是需要確認項目的基準情景難以商業化或獲得足夠的投資收益，因而需要通過銷售CCER幫助其具備商業可行性。但是，2021年中國可再生能源從補貼時代進入平價上網時代，意味著在很大程度上，行業自身已經能夠保證其收益率。項目減排的額外性因此具有了較大的不確定性。于是，常規可再生能源項目不再是板上釘釘的CCER來源，大量擬建可再生能源項目能夠供給的CCER體量，由此也變得不確定起來。在未來項目類型限定在林業、可再生能源和甲烷利用三類的情況下，后續碳排放權市場容量進一步擴大后，是否會出現CCER的短缺，造成新的供需失衡？

 

好在，今年2月上海市調低了外購電力和熱力的排放因子默認值；3月，生態環境部調低了全國電網排放因子數值。這種下調體現了能源體系碳排放總體下降的趨勢。未來如果能形成對此類排放因子進行動態修正的機制，那么對CCER的需求也將維持合理的水平，對于供需失衡的隱憂，可得到緩解。

 

其次是碳排放數據的質量。2021年內蒙古生態環境廳點名通報了一例碳排放數據的典型問題案例。2022年初，生態環境部又點名通報了四例。對于主要執行碳排放盤查、編制碳排放核查報告的第三方服務市場來說，這樣的點名通報力度是比較罕見的。部分企業為了鞏固業務，不惜為客戶編造出有利的數據。這種現象與碳排放核算咨詢服務的嚴酷價格競爭相互伴生。生態環境部為此專門發文要求清查，并直接開展了針對電力行業的碳排放報告質量核查監督和幫扶專項行動，各工作組在位于10個重點城市的264家控排電力企業開展現場工作十天以上。由中央部委一桿子直插企業，數據質量問題的嚴重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2022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提到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第二個履約周期的兩個重點之一就是健全數據質量管理長效機制。碳排放報告的質量監督幫扶，將持續開展下去。全面查驗過往兩年數據的清理工作正在進行中。

 

雖然目前直接暴露的數據質量問題，主要存在于排放核算，但發改委2017年所稱的“個別項目不夠規范”問題，其造假機理同樣與此相關。數據體系的整肅，對未來CCER的項目質量管理同樣具有正面意義。

 

除了以上兩點，打通綠色電力和碳排放的價格機制，讓兩者納入一個統一的成本體系，是不少能源企業的強烈呼聲。電和碳兩種原本緊密相關的市場要素，實踐中卻構成二重價格機制，在不同的市場上交易，并且價格彼此割裂。在有些行業的碳減排核算指南中，并不從企業外購電力數量中減除來自可再生能源的綠色電力。于是控排企業如果購買綠色電力，就相當于支付了額外成本，這必然非常阻礙企業參與的積極性。社會和經濟體要為兩個市場的分割運轉進行制度安排，也是一筆高昂的成本。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CCER的靴子就快要落地了。在此前近11個月的等待中，對于未來CCER項目池的邊界、形狀，政策層一方面表現出充分的謹慎，一方面也形成了明確的引導。市場積極回應和捕捉著政策信號，圍繞CCER的投融資活動已經在躍躍欲試甚至積極搶灘。雖然CCER簽發的重啟至今沒有明確的時間表，但其規則和價格已經被相關部門和市場玩家們勾勒出了基本輪廓。

 

時至今日，曾經淤積的CCER供給已經得到了顯著消化，碳排放配額的發放已經積累了一個履約周期的經驗，關于數據質量問題的雷霆之威已經宣示。CCER在全國統一碳市場時代即將面臨新的挑戰，但無論如何，它的歸來都呼之欲出。

 

人們心照不宣、做好了準備，只待靴子落地的那一刻。

 

徐楠

 

徐楠，零碳經濟和綠色金融資深顧問，合作機構包括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世界自然基金會、能源基金會等，中華環保聯合會綠色普惠專業委員會委員。曾任中央財經大學氣候與能源金融研究中心特聘高級政策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