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完善能源消耗總量和強度調控,重點控制化石能源消費,逐步轉向
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已經進入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推動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
綠色轉型的重要時期。推動能耗“雙控”向
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轉變,是我國落實“雙碳”戰略的關鍵,對于推動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
綠色低碳轉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支撐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能耗“雙控”是指實行能源消費總量和能源消費強度的同步控制。近年來,我國圍繞能耗“雙控”和“碳強度”控制,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政策實施機制。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我國在“十一五”期間提出了“能耗強度”目標,于“十二五”時期增設了“碳排放強度目標”,同時提出“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的要求。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要“實施能源消費強度和消費總量的雙控制”行動。“十三五”以來,能耗“雙控”成為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約束性指標。在此基礎上,“十四五”規劃進一步提出,要完善能源消費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實施以碳強度控制為主、碳排放總量控制為輔的制度。自實施能耗“雙控”制度以來,我國能耗強度持續大幅下降,2021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比2012年累計降低26.4%,并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能源安全、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隨著“雙碳”目標的持續推進,單一能耗“雙控”制度的局限性開始顯現。一方面,能耗“雙控”重點關注能源消費總量和能源利用效率。在傳統化石能源時代,能源消費直接決定碳排放情況,通過能耗考核即可控制碳排放。隨著我國
清潔能源消費占比不斷提升,能耗控制工作的關鍵逐漸由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轉向推動能源結構綠色低碳轉型,而能耗“雙控”制度難以體現不同能源品種的能耗強度特征。另一方面,“雙碳”目標實現的重點是控制碳排放總量而非能源消費總量,核心是提高碳生產率而不僅僅是能源利用效率。如果延續傳統的能耗“雙控”思路,把對能耗控制的目標作為間接碳排放控制的要求,可能會導致資源能源配置的扭曲。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首次提出,要創造條件盡早實現能耗“雙控”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轉變。這一轉變要求打破能耗“雙控”制度對可再生能源利用的約束,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納入能源總量,進而為可再生能源發展和原料用能釋放了空間。同時,用碳排放指標替代能耗指標進行總量和強度調控,有助于更加精準地控碳降碳。
碳排放“雙控”制度助力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一方面,從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轉變,為能源消耗與碳排放逐漸脫鉤提供了政策支撐,有助于將產業轉型發展、能源結構調整、氣候變化治理有機統一,支撐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時,實施碳排放“雙控”制度可有效破解能耗指標對重大項目落地的制約,使得可再生能源豐沛地區在不增加其碳排放的情況下,大力發展能耗強度低的可再生能源項目,為地區經濟增長提供更多用能空間。另一方面,能耗“雙控”轉向碳排放“雙控”可以更準確地識別碳排放的來源和強度,有效激發地方和企業能源轉型的動力,引導企業主動優化用能結構,推動綠色低碳技術、
新能源開發利用、
碳減排技術、碳捕獲利用與封存技術等綠色創新,帶動行業乃至整個經濟綠色低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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