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區域間的發展不平衡，面對‘雙碳’目標，各個城市所處地理環境不同，人口、產業和就業結構不同，碳減排的任務和途徑也會不一樣，需要‘因城施策’，找到適當的解決方案。”復旦大學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周偉林日前在第二期“碳講堂”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2020年，中國明確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被稱作碳達峰、碳中和“3060”目標。中國將用全球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這不僅要克服能源資源稟賦、低碳技術區域分布不平衡的矛盾，同時也要求區域協同低碳發展。

 

　　“在這樣的目標下，每個城市面對‘雙碳’要求的標準，應該是有區別的，而不是一刀切。”周偉林舉例說明，“比如，南北方城市的情況就是不一樣的，北方城市要面臨供暖問題，這是比較大的碳排放的來源。”周偉林指出，對于一個城市來說，首先就是要從產業結構的角度上找到“碳排放”的重心，進行技術上的攻關，能效上的突破，當然各行各業包括老百姓生活都可納入減排目標。對于不同的產業，應該設立不同的標準，要比較在國際國內同行業的碳排量做得如何。“有的產業就是碳排放量高，但是如果某個企業能夠做到比同類型中的其他企業明顯能效更佳就很好；而一些與綠色低碳相關的行業，本就可以接近零排放，這當然是需要鼓勵發展的。”

 

　　還需要注意到城市發展的外部性，“城市之間可以采取一些生態補償機制，以形成一種合作的、長遠的互惠交易。”周偉林用新安江水源舉例，新安江水源發源于安徽，新安江水庫就是為人熟知的千島湖，為了保持上游水源的優質，浙江每年為上游水源地提供補貼，“這樣當地也會有積極性來保持良好生態，他們會有一整套機制來保證水源的質量。”

 

　　最后，還有全民意識的培養，周偉林指出，現在提到“雙碳”目標，多以生產端為主，實際上，消費端同樣重要，“而且往大了講就是中國要采取什么樣的一種城市化模式，有經濟學家指出，未來中國和印度選擇什么樣的城市化路線，將決定人類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