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球最大發展中國家，我國同發達國家在國情、發展階段、減排責任上存在區別，面臨的環境也更為復雜。

 

我國仍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推進階段。發達國家發展到后工業化時期后，高排放高污染的工業受到國家政策的約束，已基于自身產業結構的自然調整實現碳達峰，基本實現經濟發展與碳排放脫鉤。中國是在工業化、城鎮化仍在快速發展情況下開啟降碳進程，經濟有潛力繼續保持比較快的增速，這意味著我國的能源需求空間巨大、二氧化碳排放還會繼續增長。

 

我國產業偏重、能源偏煤、效率偏低的發展模式仍未根本改變，與發達國家相比尚有較大提升空間。這導致中國轉方式、調結構的任務艱巨繁重，并且我國要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只預留了約30年，明顯短于發達國家的50-70年，實現“雙碳”目標面臨減排幅度大、轉型任務重、時間窗口緊的艱巨挑戰。

 

從應對氣候變化的責任來講，需要考慮發達國家的歷史責任，遵循共區原則。從工業革命以來，全球70%的溫室氣體由發達國家排放、30%由發展中國家排放，雖然大家都有共同減排的義務，但減排的責任不一樣，發達國家承擔主要責任。同時，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移高耗能、高碳排的低端產業，從而在國際價值產業鏈中占據高端地位。此時，生產在發展中國家，而消費在發達國家，這實際上是發達國家的碳轉移，即對外轉移了排放責任，降低了自身的減排義務。

 

國內國際局勢深刻演變帶來新挑戰。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以環保等為名的新型非關稅壁壘日益成為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手段，激進的減排節奏必然導致對中國國際貿易與宏觀經濟的負面影響。同時，中國經濟也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等壓力，首要任務是把穩增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保障企業和群眾生產生活需要能夠正常運轉，需要立足當前國情把握“雙碳”工作的節奏與力度。

 

對此，既要有“言必信，行必果”的大國擔當，也要按照我國發展的節奏自主行動，必須堅持行動和策略上穩中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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