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提出，建立健全碳達峰、碳中和標準，實施碳達峰、碳中和標準化提升工程。圍繞“雙碳”目標，標準體系怎么建、落實行動怎么推，以及如何加強與國際標準接軌等問題，既是當務之急，也是當前面臨的難點之一。“我國在節能、新能源、新型電力系統等領域，已牽頭制定了部分國際標準，并有進一步引領國際的潛力。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在標準國際化水平方面仍有提升空間。”在近日舉行的2022全球能源轉型高層論壇上，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標準2035”系列標準化戰略重大項目負責人趙憲庚直指現狀。

 

標準為何如此重要？趙憲庚將其形容為“世界通用語言”，以標準化助力“雙碳”目標實現、推動“雙碳”中國實踐走向國際，現已成為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實現‘雙碳’目標，意味著當前及今后很長一段時間，既要兼顧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資源能源安全、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等多重目標需求，又要協調短期經濟復蘇、爭取結構調整及發展轉型之間的矛盾，必須通過標準化等方面的創新改革，統籌好發展與減排的關系。”

 

事實上，標準所發揮的作用已有例證。趙憲庚舉例，強制性節能減排標準是控制高耗能高排放項目盲目擴張、依法依規淘汰落后產能、加快化解過剩產能的重要依據。“據測算，2005-2020年，強制性能效標準和能效標識制度的實施，平均每年帶來超過1700億千瓦時的節電量，約是三峽水電站年發電量的1.5倍。標準也是綠色低碳轉型升級的基礎工具，能夠加快推動可再生能源等綠色低碳技術的推廣應用。例如，國際電工委員會就將能源轉型、零碳電力系統等主題列入未來十年戰略規劃內容，旨在培育形成了大量國際標準。”

 

在趙憲庚看來，我國是“雙碳”國際化標準的積極推動者。比如在新能源領域，由我國專家牽頭制定的太陽能集熱器部件和材料系列標準，在太陽能國際標準化體系中處于核心地位；在新型電力系統方面，我國牽頭制定的可再生能源并網術語與定義等7項國際標準，現已發布其中3項，為高比例新能源運行控制提供了有效支撐。

 

“但目前還有提升空間。”趙憲庚坦言，我國在“雙碳”關鍵技術領域的國際標準數量及貢獻不多，“雙碳”基礎標準與國際的銜接也不夠。“碳排放核算、碳足跡等國內標準，與國際標準還沒有完全接軌。進出口企業需開展多種核算和報告，增加了企業成本，也影響我國企業減排成效的國際認可。此外，在綠色低碳前沿技術團體標準上升為國際標準方面，我們還存在意識不強、能力不足等差距，一體化推進力度不夠，國內國際標準同步制定的經驗欠缺。”

 

對此，趙憲庚提出對策，首先是從強化頂層設計入手。“實現‘雙碳’目標是一場艱苦的持久戰，必須強化系統思維，建議研究制定國家‘雙碳’標準國際化行動計劃，明確重點任務并定期更新發布。持續開展國際國內標準比對研究，梳理‘雙碳’國際標準現狀和發展趨勢，分析國際重點需求與我國產品優勢，在碳排放責任、碳匯、新能源、節能、新型電力系統等重點領域，集中優勢力量牽頭承擔相關標準化技術組織。”

 

趙憲庚還建議，可建立多部門、跨領域標準化協調機制，推進重要標準制定依據，凝聚“雙碳”標準總體框架，加快出臺重點領域國際標準研制目錄指南，建立“雙碳”技術標準上升為國際標準的第三方評估機制，以及適合我國國情的“雙碳”國際標準轉化機制。“在此過程中，打造專業‘雙碳’國際標準化人才隊伍至關重要。我們要培養一批懂‘雙碳’、懂標準、懂規則的復合型人才，建設性參與碳排放、節能、新能源、碳匯、碳捕集利用與封存等重點領域的國際標準，研究完善‘雙碳’國際標準人才系列機制。”

 

“當前，國際通行的標準規則是從生產側開展碳排放核算，并沒有涉及碳排放責任的厘訂，導致碳排放管理出現了生產有責、消費無責的現象。實現‘雙碳’目標需要生產側和消費側共同發力，如果只考慮生產側碳排放責任，無法調動消費側減排的積極性。建議推進并強化國際社會關于生產側和消費側碳排放責任共擔的認識，探索構建碳排放責任共擔的標準體系。”趙憲庚提醒，尤其是“雙碳”前沿顛覆性技術領域和我國現存的薄弱環節，要加緊推動標準化與科技創新互動發展，構建科研、標準、產業三位一體的大科研布局，以科技創新提升“雙碳”標準水平，以高標準引領“雙碳”產業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