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雙碳”目標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變革，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挑戰，并不是輕輕松松就能夠達成的，需要作出艱苦卓絕的努力。

 

　　首先，與完成了工業化的發達國家不同，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還在深入推進，經濟仍保持著中高速增長，能源消費繼續保持剛性增長。其次，發達國家從碳達峰到碳中和，過渡期短的有近40年、長的有70年，而我國只有30年。

 

　　挑戰更在于，我國經濟產業偏重、能源偏煤、效率偏低，多年來形成的高碳路徑依賴存在較大慣性。以能源結構為例，化石能源消費占比高達85%左右，燃煤發電更是占到全部發電量的62%左右。再看產業結構，世界公認的高碳且難減排的行業，包括煤炭、鋼鐵、石化、水泥等占比過高。我國鋼鐵產量全球占比超過50%，水泥產量全球占比接近60%。即便如此，當前一些地方仍抱有盲目上馬“兩高”項目的沖動。

 

　　發達國家的經歷顯示，如果不考慮綠能替代效應，那么碳減排曲線與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以及城市化率密切相關。一般來說，服務業占比達到70%左右，或城市化率達到80%左右時，碳排放開始達峰并下降。而我國相較于發達國家表現出來的這兩個結構特征還有一段距離。

 

　　我國實現“雙碳”目標的困難和挑戰是不容忽視的。同時也要看到，作為一項具有重大影響的綜合決策和戰略抉擇，它既不是空中樓閣，也不是好高騖遠。

 

　　我國碳減排取得了明顯成效，為實現“雙碳”目標積累了經驗、奠定了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發展理念指引下，我國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發展道路，著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持續推動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調整，啟動全國碳市場交易，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加快構建了“雙碳”政策體系。

 

　　我國擁有開發潛力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我國能源稟賦固然可以說是“多煤、缺油、少氣”，但豐富的可再生能源不應再被輕視。后者不僅儲量巨大，而且成本正在快速下降。目前，我國已經開發的風能、太陽能均不到技術可開發量的十分之一，同時還有可觀的生物質能、地熱能、海洋能、固廢能源化等。技術進步、規模化經濟以及行業競爭，推動過去10年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急劇下降。2019年全國光伏發電成本相比2010年降低了82%；陸上風電降低了39%，已經形成對煤電的價格優勢，并進入平價上網階段。

 

　　特別是，我國新能源產業已在國際上具有一定優勢。歷經40年追趕，我國制造能力、研發能力、資金投入能力與市場規模早已今非昔比。以我國風電設備生產為例，在起步階段的1997年，每千瓦成本高達2500美元，遠高于歐美發達國家；2010年，降至700美元左右；2015年以后，進一步減至500美元，約為發達國家的一半。目前，我國光伏產業生產能力和市場規模均居世界第一，并已實現全產業鏈國產化。

 

　　新能源產業優勢不僅得益于制造與創新能力，還因為有超大規模國內市場的支撐。2019年我國水能、風能、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占世界比重分別達到30.1%、28.4%和30.9%，2008年至2018年年均增速分別為6.5%、102.6%和39.5%，而同期世界平均增速僅為2.5%、46.7%和19.1%。上述因素有利于在全球形成磁力場效應，聚攏更多的資本和技術，為我國在新一輪產業競爭中換道超車創造條件。

 

　　顯而易見，相對于發達國家實現碳中和，我國還擁有綠色發展的“后發優勢”。我國工業化、城鎮化起步較晚，新增的工業產能和城市基礎設施需求，可以通過發展綠色產能和綠色基建來實現，避免傳統工業化、城鎮化帶來的“鎖定效應”。此外，隨著以重化工業較快發展為重要特征的工業化接近尾聲，諸如前些年開始，鋼鐵水泥等行業大都出現了產能過剩跡象，傳統制造業碳排放將陸續達峰并轉入平臺期，而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比重將持續提升，新一代信息技術和綠色低碳技術應用日益廣泛并向各產業領域滲透，將帶來巨大的綠色低碳轉型收益。

 

　　實現“雙碳”目標，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內在要求。當然，在這樣廣泛而深遠的綠色轉型中，一定要掌握好節奏，不能引起能源短缺危機，也要將能源價格保持在相對低廉的水平，既給百姓生活帶來真真切切的便利，又使我國制造業繼續在世界上保持足夠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