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宏春： 提出這兩個時間節點，背后的科學考量眾多，包括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國現代化“兩步走”目標、碳排放變化趨勢、技術進步以及中國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的大國形象等。

 

一是基于黨中央對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科學研判。 總體上看，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歷史任務尚未完成，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依然突出。盡管黨中央宣布了我國全面完成脫貧任務、邁入全面小康社會，但仍然保留對貧困地區的扶持政策五年不變，以鞏固脫貧成果。基于對我國發展階段的科學判斷和現代化的總體安排，黨的十九大提出現代化“兩步走”目標：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緦崿F，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1]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歷史任務，既是我們黨的歷代領導人帶領全國人民的奮斗目標，也是每一個國家現代化都必須經歷的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能耗、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增加是必然的，也是符合發展規律的。

 

二是基于轉型是一個緩慢過程的認識。 無論是能源結構優化、碳排放強度下降，還是技術進步，都不是短時間內就能完成的。自2005年起，我國能源結構不斷優化，煤炭占能源消費比重每年下降一個多百分點，非化石能源占比每年也提高一個多百分點。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十四五”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關鍵期和窗口期，既要逐步關上“高能耗重污染高碳排放”產業發展的進入“大門”，又要“打開”非化石能源、低碳產業發展“之窗”。其一，我國進入能源結構優化調整的窗口期。由于資源稟賦所決定，我國一次能源結構以煤為主，不僅利用效率低、環境污染重，而且油氣對外依存度高，2020年分別達73%和43%，影響能源安全。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導向，可從根本上優化我國能源結構，改變油氣等優質能源的對外過度依賴，“能源的飯碗必須端在自己手里”。[2]其二，我國進入減污降碳增效關鍵期。污染物、溫室氣體排放與能源生產和消費密切相關，能源、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同時發生、同根同源。從能源結構優化入手實現減污降碳增效，可以使我們朝著“保護地球這個唯一家園”的宏大目標邁進，碳達峰碳中和也因此會成為美麗中國建設的一個新的里程碑。其三，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有賴于創新驅動。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理論創新、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文化創新，需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因而也需要一個過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尤其需要技術創新，實現能源特別是電力行業深度脫碳，生產數量充裕而且成本較低、效率較高的清潔能源，研究開發碳捕獲、使用和儲存技術（CCUS），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實現能源結構、產業結構、交通運輸結構和生活方式的綠色低碳轉型，倡導形成綠色生活方式，并體現在人民群眾衣食住行用的日常生活中。

 

三是基于我國經濟實力的提升、逐步邁向世界舞臺中央的考慮， 是樹立我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必然選擇。從2010年起，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并保持至今，而且與美國經濟規模的差距在縮小。2020年中國的GDP約為美國的70%。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一直保持在30%左右。與此同時，我國的發展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都有新變化，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具有國際標準、全球視野，化壓力為動力，在變局中開新局。與“十二五”以來的碳減排目標相比，2020年9月習近平主席提出的雙碳目標更加宏大，措施更加明確，實現難度也更大。與過去我國在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中強調發展中國家地位、人均碳排放水平低等立場相比，如今的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有了根本性轉變，自加壓力、以身作則的大國風范更加顯現，標志著我國在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中從被動應對到自主貢獻的積極轉變，也將加大我國在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

 

總之，“3060”碳目標是黨中央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