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煤炭工業協會原副會長田會：“碳中和”并不等于棄“碳”

文章來源:觀察者網田會2021-07-21 17:12

今天這個會我本來不想來，第一是我給劉宏主席推薦過別人，但他反復說要我來，我就來參加了；第二不想來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大家對我“人人喊打”，現在全國人民都在“人人喊打”“雙碳”的問題。但話說回來，如果我們沒有產碳，這個樓就蓋不起來，屋里就得黑洞洞的。既然這樣，今天我就談談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碳中和”是我國向世界做出的莊嚴承諾，也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變革，決不是輕輕松松能夠實現的，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拿出抓鐵有痕、踏石有印的勁頭明確時間表、路線圖，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建立在高效利用和綠色低碳發展的基礎上。

中國未來一段時間內，能源發展和能源結構的調整是必然的。調結構是解決“雙碳”問題和提高中國經濟競爭力的根本手段。調整產業結構，解決需求問題；調整能源結構，解決供給問題。能源的生產和消費環節均要走綠色低碳的道路。

為了盡快落實總書記提出的目標，社會各界對此進行了積極討論。

有人做過統計，每天有500次這樣的會議在召開，我不知道有沒有，反正我上午參加了之后下午也參加了，那邊吃頓飯就忙著往這邊走。

我參加這些會議，大部分都是研究怎么干。比如我參加了有些省的能源規劃，逐個項目排查，這個項目經濟效益如何，能源消耗如何，碳排放如何，這個規劃做得非常棒。

一個能源大省能提出來，到2025年，把綜合能效提高16%，二氧化碳的排放降低20%，我都感覺到這是很驚訝的數字，能否實現拭目以待。能源企業也正在編制他們的規劃，大家對碳排放和“碳中和”都給予高度重視，這是我印象最深的。

“十三五”時我是國家能源規劃委員會的委員，幾個老先生說：“我們要把田會整死，我們就能喘氣，就能好點。”這是開玩笑，我說：“你要是把我整死，你就餓死。”當時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這次大家不是憤怒的，而是研究具體措施。對這個問題我談幾點個人看法。

第一，明確標準比制定方案重要。

碳排放、碳中和各個行業的計量標準必須明顯，我們很高興看到碳交易機制中明確了國家定標準，地方實施原則，未來各行各業的碳排放會有一個明晰的計量標準和指標，這些必須要把它理清楚。現在很多概念，我個人認為還不是很清楚，包括這“雙碳”概念都不是非常清楚。

建設項目的標準和規范，是界定社會成本和企業成本邊界的，實際我們這是“雙碳”的嚴苛要求，使社會成本向企業成本轉移，經濟學本質就是這樣。由于標準規范的特殊性，往往滯后經濟發展十年。

這個事兒比較專業，比如我們建房子，窗子是要標準的，墻厚是要標準的，不是隨便就設計的；燈要多大的照度都是有標準的，但這個標準一般都有所滯后，因為總結經驗才能寫出標準。所以，滯后到現在十年。這個東西，我想它滯后經濟發展十年。因此，應該本著“急用先改”的原則，抓緊修改設計規范和標準，著力推動能效的利用。

修改建設項目評價方法與闡述，從源頭上遏制碳排放，嚴控增量，將碳交易價計入投資和生產成本，或者直接約束能耗強度及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重新審視新進入市場的建設項目，嚴控建設高碳排放的項目。

第二，需求側的改革比供給側的改革重要。

按照中國宏觀經濟藍皮書的設定，2050年，我國人均GDP要超過4萬美元。目前，是1萬美元左右，在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關鍵期，我國人均GDP要達到現行水平的4倍，剛才朱部長講了，每年要增長4.73%。而在能耗方面，2019年，我國萬元GDP能耗約為0.519噸標準煤，同期主流發達國家的萬元GDP能耗一般維持在0.1-0.2噸標準煤，這個差距還是蠻大的。

既然要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又要保持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我認為，降低能耗強度對我們國家來說是頭等大事。降低能耗強度就意味著少用煤，就意味著少排放二氧化碳；同時，也是提高經濟效益。另外，我感覺到中國經濟突出的問題是非均衡，工業用能非均衡，交通運輸非均衡，比如一到放假，全國人民都坐高鐵。

我記得年輕的時候在沈陽，工廠是輪休的，有的是星期一休，有的是星期二休，有的是星期三休。現在也應該以機制創新解決非均衡問題，提高能源系統效率，確保降低能耗強度和經濟效益兩手抓。限制高耗能產業發展，在確保國家安全，不對就業造成大的沖擊的情況下，鼓勵高耗能產品、扶貧回收再利用和進口，比如說鋁、鋼鐵甚至于煤炭。

大家知道，現在煤（價）漲得一塌糊涂，漲到沒人買得起的狀態。所以，我們適量擴大進口，不去挖我們的資源，我作為煤炭協會出來的能說這個話不容易，因為我們后面還有300萬礦工。

要制定有效的策略和措施，制約工業部門用能浪費，我經常到各個市去，晚上看到有些城市廣場比天安門廣場還要亮。這是需求側改革的需要。

第三，調節清潔能源的供給結構。

大力調整能源結構，實現能源低碳轉型，壓減化石能源，增加清潔能源是措施之一，而調節清潔能源供給結構則是措施之二，由西部供能轉向從天上、地上、海上，四面八方來供能，逐漸地增加我清潔能源的比例。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風電和太陽能發電對電網的沖擊太大，對電網帶來不穩定性。這需要我們研究的“產供銷”協同發展問題。

國家應該明晰各種能源利用場景及技術路線圖，我認為這個問題非常重要，特別是二次能源。除非必要場景，比如化工原料，否則近期不宜大力發展氫能源。大家好像現在覺得不談氫就說明你沒水平，我們一些院士也在喊“氫”。不管什么能源，一次能源轉到二次能源上效率一定低。氫能自有其應用場景，我不反對氫能，但應用場景需要明晰。

因為二次能源非必要場景應用同樣會增加碳排放，煤基燃料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前段時間，有一個規劃里討論，把露天礦山所有燒燃油的改成燒氫的氫能源汽車，我認為倒不如改成無軌電車，因為效率在那兒，效率低了就意味著碳排放增加。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為目標，狠抓工業、交通部門工藝改造和挖潛，只有工藝簡單化和流程簡潔化才能提高能效。

我是搞設計出身的，剛做設計的時候一位從俄羅斯回來的老先生告訴我：記得，設計搞得越簡單越好。當時我沒明白，現在明白了，系統越簡單、流程越簡潔，才能降低能耗、提高能效、實現減排，僅僅在現有的工藝、流程上再進行數字化，我認為是浪費資源。

同時，我們還要積極支持煤炭由燃料向原料轉變，大力支持煤炭的再利用。現在我們見著碳“人人喊打”，實際沒有煤炭我們活不成。所以，我們應該進一步探索碳的再利用。現在我們看到一個很好的趨勢，大連礦務所直接用碳做甲醇；七臺河也有一個體戶，把煙道灰直接制汽油，這些我都去看過。研究碳的再利用，比進行碳掩埋要好得多，路走錯了同樣是增加碳排放。應該先看清楚路再前進。

此外，一些中央企業也應該穩步退出傳統能源。上一輪房地產熱，大多數中央企業都去搞房地產，后來煤掙錢，這些企業又都去搞煤炭。為了確保國家能源安全，應該防止中央企業戰略同質化。

第四，機制創新比技術創新更重要。

應當充分發揮各方長處，讓院士去完成技術和產品創新，設計大師完成工藝和生產系統創新，各方力量集成，完成機制創新，用高效的、精巧的機制創新促進需求供給和技術創新。

比如要允許礦山自建自備電廠，工藝就會發生變化。礦山有很多廢舊土地，排毒廠，原來是不允許建煤電廠，如果允許它建光伏電站，他自己的電自己用，那么價格就一下降下來，工藝就會發生變化。但現在非得要他發電之后上網，還得買電回來，他就沒有這個積極性了。

企業應建立一種機制，倒逼生產工藝改革，鼓勵職工為節能減排獻計獻策。地方政府應組建針對具體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的顧問團，社會組織應該征集關鍵問題，召開專業會議，把這個事兒抓得更深更實一點，為提升節能減排水平提供行動指引。

所以，我想最終在政府的引導下，按經濟規律辦事兒，實現全社會需能、產能和限碳、產碳和碳匯基本平衡的模型和路徑，否則我們一哄而上，將破壞社會經濟，同樣會遭到經濟和環境的報復。

最后我要說，確保做正確的事比正確地做事同樣重要，這是對管理者的基本要求，所以，方式、方案很重要，中國人做事的經驗和教訓都出在一個字“急”。我認為，應該按照經濟規律，形成一個全社會“雙碳”去能、產能、儲能和限碳、產碳、碳匯基本平衡的模型和路徑，并基于這個綜合方案建立綜合系統的考核評價體系，評估能耗強度、二氧化碳排放、經濟增長等等。

這是確保各機構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確保這場經濟社會變革取得全勝的最重要的機制特點。我們要共同努力，高質量實現總書記制定的目標，把留給我們的遺憾控制在最小，要讓中華民族的事業有序地、優質地得以實現。

（本文根據現場速記整理，未經演講者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