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我國的綠色金融得到各方推進，綠色金融體系已相對完善且系統化，中國為全球在綠色投資方面提供了有價值的戰略框架和政策指引。早在2006年，中央政府層面就已開始出臺綠色金融相關政策。2015年9月，“建立綠色金融體系”首次在《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提及。2016年，七部門聯合推行的《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作為世界范圍內第一部綠色金融的系統化政策文件，倡導包括綠色基金等綠色投融資的金融創新。2017年，浙江、廣東、貴州、新疆、江西5?。▍^）建立分工明確的綠色金融改革試驗區。隨后“十九大”報告為綠色經濟未來發展前景提供了明確指示：構建市場化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2019年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同樣強調了綠色技術創新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再次強調推動綠色循環低碳發展。而十四五規劃對于綠色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加快推進綠色低碳發展帶來了廣闊空間。值得關注的是，從國際看，疫情沖擊后的綠色復蘇亟待突破。全球綠色金融發展面臨的最大障礙包括缺乏清晰和持續的政策信號、方法論和相關數據缺失、金融機構能力不足、期限因素、投資條款和績效激勵不足等因素。

 

從國內來看，我們也應清醒認識到，在現有宏觀金融形勢和金融改革背景，我國的綠色發展仍面臨著諸多投融資方面的挑戰，與國家的綠色低碳發展目標還存在一定距離。其中，最顯著的挑戰是：，如何將綠色金融的重大頂層設計落地實施，尤其是在中國城市的綠色低碳轉型過程中予以貫徹執行。

 

首先，需要建立健全綠色金融體系，需要金融、財政、環保等政策和相關法律法規的配套支持，通過建立適當的激勵和約束機制解決項目環境外部性問題。同時，也需要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加大創新力度，通過創新金融工具和服務手段，解決綠色投融資所面臨的期限錯配、信息不對稱、產品和分析工具缺失等問題。

 

第二、為實現綠色低碳發展的目標，如何協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得綠色金融自上而下的推廣方式與自下而上的落實方式有效結合，是發展綠色金融的主要挑戰之一。應綜合考慮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推動綠色與責任投資發展模式。推動統一的綠色金融標準體系，綠色技術標準和評價體系的建設，相關支持性政策有待加強。

 

我國明確提出加快推進綠色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建設的目標，“十四五”規劃對綠色低碳城市的發展指明了發向，加快財稅體制和投融資機制的改革，創新金融服務，推動綠色發展是當務至急 。綠色金融已成為我國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為推動區域和城市綠色投融資提供了政策框架。

 

第三、中國綠色中小型企業普遍存在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針對綠色投融資經常面臨的期限錯配、信息不對稱、產品和分析工具缺失等問題難以從傳統金融市場獲得足夠融資；綠色金融和綠色產業人才能力建設亟待增強；配套激勵機制尚不健全，綠色技術的界定、標準化和認證亟待完善；地方協同、國際合作、綠色標準、綠色技術成果轉化機制等各方面亟待突破。

 

第四、各地應逐步形成碳達峰、碳中和、氣候投融資、綠色金融創新方案等有效協調的機制。目前，中國的各地都正在積極開展氣候投融資方面的工作，但還未形成完善的氣候投融資的制度框架，法律、行政、財稅、金融沒有形成促進氣候投融資發展的有機統一體；氣候類項目的融資渠道也不通暢。在項目融資方面，對于城市中交通、能源、環保、建筑、市政等領域的低碳發展項目特別是公共基礎設施的項目，綠色金融及相關激勵機制亟待完善。

 

第五、目前綠色金融標準體系與碳中和目標有待銜接，政策的約束與激勵機制尚未完全匹配，中央頂層設計和地方區域試點、區域金融改革和宏觀政策大局之間的關系有待進一步深化。綠色金融發展應將綠色復蘇、可持續發展與應對氣候變化有效協調通過多維度的金融工具創新，滿足綠色產業投融資需求，形成可持續金融推動力，服務好實體經濟的綠色低碳轉型升級。

 

第六、在碳中和目標下，如何用綠色金融推進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值得深入探討。面對新冠疫情全球擴散的影響，全球經濟呈現明顯的下行趨勢。在構建內心體系方面，應以穩定市場預期，提供社會資本投資積極性為重點，包括綠色基金創新、在國內市場與技術上推動本土關鍵綠色低碳技術企業發展，如何推進發展綠色農業和農業技術研發，促進鄉村振興和綠色低碳城市、低碳小鎮的發展，發展綠色農業，鼓勵農民創業，激發農業市場心的經濟增長點，如何發展數字經濟推動綠色智慧城市發展，將綠色金融與金融科技有效銜接，對于推進為人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產業可持續發展，應該成為碳中和目標實現的重要著力點。

 

第七、“十四五”期間，如何利用綠色金融和影響力投資解決污染防治、綠低碳發展、公共衛生體系等民生問題，引導資本向善流向公共領域，促進普惠金融、綠色金融與可持續金融有效銜接，推動完善政府和市場合作共贏的新機制，值得各界深入探討合力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