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傳統方案：政府主導下的“庇古稅”。面對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供給不足以及金融機構“搭便車”的困境，制度經濟學的傳統解決方案便是征收“庇古稅”或者提供補貼，把外部效應內部化，使金融機構邊際凈收益等于社會邊際凈收益，從而有效解決市場失靈。

 

不難發現，理論研究和當前中國的綠色金融實踐，大多是遵循傳統方案，以政府主導的方式，通過補貼等手段，降低金融機構發展綠色金融的成本，或提高綠色金融的收益，把綠色金融的外部性內部化，但這種政府主導的方式在實踐中至少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缺乏確定最優補貼所必須的信息。實踐中不論是“庇古稅”還是補貼，為了確定最優標準，政府必須掌握這種外部性的邊際外部成本或收益，這是征稅或補貼的前提條件，但要做到這一點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問題。另外，政府也缺乏關于企業邊際成本或邊際收益的相關信息。若政府掌握信息的成本過大，則征稅或者補貼就可能成為一種低效率的制度安排。例如，給予綠色信貸抵押品更為優惠的折扣率，應該優惠多少才能使金融機構的邊際收益剛好等于社會收益？定向降準的標準怎么確定？金融機構提供綠色產品和服務的邊際成本究竟是多少？這些信息的掌握對于金融監管部門來講，并不容易。更為嚴重的是，這種政府主導的方式還可能引起尋租、腐敗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二是可能對經濟或金融造成較大沖擊，這是由金融的特殊性決定的。金融的本質是經營風險。雖然為銀行和金融市場創造激勵機制來促進綠色投資對于可持續發展是有利的，但是應該謹慎使用那些旨在降低金融系統風險的監管政策來調動綠色投資，因為這些政策可能會削弱本已經脆弱的銀行體系。例如，當前對綠色金融的激勵措施，很多都需要借助貨幣政策工具來實施。貨幣政策是宏觀經濟最重要的調控手段之一，對整體經濟運行具有較大影響。雖然支持綠色金融發展的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是一些定向工具，但這些定向貨幣政策工具對整體經濟運行有什么影響，定向政策實施過程是否會產生滲漏，以及實現這一過程是否會帶來較高的成本或新的風險，這些都還有待觀察。

 

（二）綠色金融創新：市場化解決方案。由于征稅或補貼可能是一種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科斯定理，只要交易費用為零，產權界定明確，市場中的主體就可以達成一種協議，通過權利的自由交易使外部性問題得到有效解決。由此可見，綠色金融創新的市場化方案，可以基于新制度經濟學的相關理論來設計。

 

明晰產權是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中解決外部性問題的第一個前提條件。例如，Dales（1968）首先提出可以通過排污權制度來減少污染排放。排污權交易制度是指管制當局制定總排污量上限，按此上限發放排污許可證，排污許可證可以在市場上自由買賣。每張許可證都明確企業可以排污的數量，任何企業排放了許可證沒有允許的污染時都將受到處罰。許可證在廠商中間分配，在市場均衡時，許可證的價格就等于企業減少污染排放的邊際成本。明確排污權的優點非常明顯，首先，管理機構只需要決定總的許可證數目，從而決定了總的排污量。排污權的可銷售性使得污染的減少以最低成本實現。其次，排污權交易制度能給任何人表達意見的機會。如果環保組織希望更多地減少污染排放，他們可以進入市場購買排污權，然后控制在手里不再賣出。最后，排污權交易使管理部門不用再花費成本估計企業的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因此，金融機構作為生態環境的直接利益相關者和參與者，可以參考排污權，明確金融機構在環境保護中的相關權利，并允許這種權利交易。例如，我們可以界定金融機構資產中的碳密集度，并規定全部金融機構資產中碳密集度的總量，并為金融機構發放許可證。如果金融機構資產中碳密集度超過許可證的規定，則必須向其它未使用完指標的金融機構購買許可證。相關組織或政府部門也可以到市場上購買許可證，來減少金融機構對環境不友好的項目支持。

 

降低交易費用是解決外部性問題的另一個重要前提。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只有明確界定的產權才能在市場上交易，但如果這些產權轉讓的成本太高，導致權利的建立和轉讓受到影響，阻礙合約的達成，那么，通過市場解決外部性問題的途徑及效率都會受到限制?？傮w來講，產權決定外部性的大小和方向，交易費用則決定了這種外部性可內部化的程度。目前綠色金融發展過程中，相關標準體系、信息披露機制和第三方環保信息評估機制缺失等相關問題，是造成交易費用的主要因素。因此，在綠色金融相關制度設計時，除了產權安排，通過建立完善的標準體系、信息披露等機制，是市場化解決綠色金融困境的必要途徑。 本%文$內-容-來-自；中_國_碳|排 放_交-易^網^t an pa i fang . c 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