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通過林業碳匯的方式減排為什么會遭受“洗綠”的質疑呢？這種質疑是否具有合理性？

 

為了將全球氣溫上升幅度控制在1.5℃以內（即19世紀工業化前的水平），溫室氣體排放量必須最遲在2025年之前達到峰值，到2030年減少43%（相較2019年的基準線），同時甲烷排放也需減少三分之一，并且最晚在2050年前達到凈零排放。

 

葉睿琪告訴華爾街見聞，森林生態系統固定的二氧化碳并非永久性存儲，而是隨著森林生長狀態不斷變化。

 

“生態因素（如病蟲害、氣象災害、地質災害）、人為干預（如采伐盜伐、林地轉換、政策變動），以及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都會對森林的狀態產生影響，使森林所能發揮的實際固碳效應受到諸多限制，甚至可能發生逆轉，從碳匯轉變為碳源。”據她分析，不僅如此，在林業碳匯項目減排量核算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基線難定、額外性爭議、重復計算問題和碳排放泄露風險等，都可能導致林業碳匯項目的減排效果被高估。

 

葉睿琪對華爾街見聞補充解釋稱，由于額外性和基線都是人為設定的理論值，難免參雜了主觀因素，在現實中很難得到檢驗，尤其是減少毀林類項目，“因為要證明未發生的事太抽象了，所以項目的碳匯效益很容易被高估，引發了氣候專家學者的擔憂。”

 

比如說，在REDD+項目中，通常會假定如果沒有項目的保護，樹木將不可避免地遭到砍伐。為此需要計算出在沒有該項目干預時，將會發生的森林砍伐情況，以此劃定基線。基線越高，意味著該區域面臨的毀林風險越高，則相應項目保護森林后產生的減排量就越多，項目可發放的信用額度也就越多。特別是在自愿碳市場中，一個項目產生更多的碳信用意味著更大的收益，因此項目開發者更有可能選擇對減排量的計算“更有利”的基線。

 

“客觀存在的方法和技術局限與經濟利益相疊加，讓林業碳匯項目的基線判定、額外性論證以及減排量核算產生了許多模糊地帶，林業碳匯項目是否能如期實現減排效果也有待商榷。”葉睿琪對華爾街見聞表示。

 

此外，根據綠色和平的報告，縱觀過去10年（2012-2021）的全球碳收支情況，人類活動引起的全球碳排放仍有44%留存在大氣中，而且在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的情景下，陸地和海洋生態系統在降低大氣二氧化碳累積方面的碳匯作用會減弱。

 

IPCC的報告也指出，農業、林業和土地利用（AFOLU）領域的減緩措施可以實現一定規模溫室氣體減排并增強碳移除，但無法完全彌補其他經濟部門拖延行動導致的碳排放。

 

全球碳計劃（Global Carbon Project）近日公布的年度評估報告《2022年全球碳預算》亦指出，如果想要達成1.5℃（可能性50%）的溫控目標，全球碳預算僅剩3800億噸，而2021年人為排放總量為402億噸，接近2019年的創紀錄水平。

 

粗略估算，如果繼續保持當前排放水平，即便森林和其他生態系統每年貢獻73億噸的經濟減排量，碳預算仍將在12年內告罄。毫無疑問，生態系統無法成為吸收二氧化碳的無底洞。 

 

綠色和平的觀點認為，森林碳匯潛力有上限且不具備永久性，依靠森林增加碳匯僅僅是響應碳中和的一種低成本、暫時性的補償措施，應對氣候變化最終必須通過能源結構優化和經濟轉型實現深度脫碳。

 

其發布的報告還建議，在實施造林、營林有關項目時，不應以“增加碳匯”為單一目標，而需綜合考慮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推動具有保護生物多樣性、應對氣候變化、社區發展等多重效益的天然林修復和經營管理以及適地適樹的科學造林，才能持續提高森林固碳量和固碳能力；同時也要加強森林碳匯相關科學研究與技術支撐，構建科學透明的森林碳匯計量、監測和報告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