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二十年里，全球可再生能源消費總量持續增長，可再生能源轉型正在有序推進。然而，這一轉型過程中暴露出能源安全、居民健康、用能公平、氣候變化等諸多問題與風險，并對全球可再生能源轉型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戰。我們需要思索現階段的可再生能源轉型是否契合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和《巴黎氣候協定》的遠景目標，是否向著實現能源、社會、經濟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方向轉型？

 

圖1 1965-2022年全球能源消費與CO2排放量

 

在2000-2019期間，全球每年有超過500萬人的死亡與氣候變化有關，占所有死亡人數的9.43%（8.52%與寒冷有關，0.91%與高溫有關）。根據世界氣象組織WMO報告顯示，1970-2019年期間由氣候變化引發的洪水和熱浪等災害增加了近五倍，造成超過3.64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2022年俄烏沖突沖擊了全球能源體系，導致能源價格波動、天然氣供應短缺和經濟不確定性，并引發了全球能源危機，在歐盟地區表現更為明顯。如果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繼續保持2020年的開采規模，它們分別將于139年、54年和49年后枯竭。這些風險可能迫使所有各國緊急尋求更積極的可再生能源轉型，加速擺脫對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的過度依賴。從1965年到2022年，可再生能源消費占比從6.31%上升到12.33%，增長了7.41倍。盡管全球可再生能源轉型取得了顯著進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同時期的CO2排放量和化石能源消費量分別增長了3.07倍和3.39倍。這種非期望的協同增長對可再生能源轉型的有效性提出了全新挑戰。本文結合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和《巴黎氣候協定》的宏偉愿景，對全球可再生能源轉型有效性進行論述。

 

首先，從實踐來看，過去可再生能源轉型未能契合SDGs的相關目標。例如，SDG 7強調確保獲得負擔得起的、可靠的、可持續的現代能源；同樣地，旨在建設包容、安全、有韌性和可持續城市（SDG 11）、專注于確保可持續消費和生產模式（SDG 12）及采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SDG 13）的愿景也未得到有效實現。回顧能源轉型歷史來可以發現，可再生能源消費量的增長可能不是有效的能源轉型方式，而只是對原有能源系統進行的補充。令人擔憂的是，盡管可再生能源的增長迅速，但并沒有緩解能源安全、社會發展、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的可持續問題。

 

其次，未來的全球氣候目標取決于各國自主貢獻（INDC），特別是對于中國、美國、俄羅斯、印度、日本等能源消費大國。截至2023年底，已有194個締約方簽署了《巴黎協定》，為全球能源轉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令人遺憾的是，在全球變暖、俄烏沖突、巴以沖突等沖擊下，大多數國家仍在探索多樣化的能源發展模式來實現經濟增長，但受限于可再生能源規模與創新技術，多數國家更傾向于使用更多的化石能源來保障能源供應系統的穩定性。

 

為了有效實現SDGs和UNFCCC的宏觀愿景，當務之急不應只關注可再生能源比例的變化，而應該強調并重申可持續發展的緊迫性。同時，激進的能源轉型會帶來一系列潛在風險，如可再生能源基礎設施的金屬礦產資源分配問題、與可再生能源存儲相關的技術和成本挑戰、投資以及與傳統化石能源相關的價格風險。此外，在新能源結構中還存在供需失衡以及各種產業、制度、就業、運營和健康方面的社會風險。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呼吁注重能源轉型的有效性，倡導通過創新新興技術和強化國際合作與對話，及時有效防范和化解全球可再生能源轉型風險，助推能源系統由“可再生”向“可持續”進行轉型。

 

總結與展望

 

盡管近年來可再生能源轉型暴露了諸多問題，但其無疑是未來全球能源發展戰略和應對氣候變化的核心內容。結合SDGs和UNFCCC兩大宏觀愿景，我們論述了可再生能源的轉型成效及其面臨的風險，本文呼吁以新興技術作為支撐，通過國際合作與對話，有效防范化解全球能源轉型風險，助推能源系統由“可再生”向“可持續”轉型。基于這一理論導向，我們在未來將進一步關注能源轉型的宏觀效應、驅動機制及轉型風險綜合評估等重點方向，預期會取得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