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D：您認為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過渡期的實施細則生效后，我們還存在哪些困境？

 

關大博：目前，國際報告中關于中國碳排放的數據主要由西方發達國家科研及政府機構發布，其碳排放量的核算主要依據發達國家的經驗估計。歐盟采用的“碳關稅”核算數據庫，是由歐盟環境部門開發的，數據由歐盟掌握，由于我國在這方面沒有相應的話語權，因此在相關數據和信息的掌握上處于較為被動的情況。因此，我對當前的數據話語權問題感到更加擔憂。

 

全球主要有五個碳排放數據發布機構，比如國際能源署、歐盟和美國的數據庫等。在中國，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都建立了數據庫，主要屬于研究體系。

 

我們了解到的是，歐盟的數據庫要比中國科研團隊對中國碳排放的估算高很多，也就是說歐盟的估算結果沒有我國科研團隊核算的精細、準確。從這個角度來講，有可能在某些領域，比如鋼鐵等行業，會造成碳排放強度高于歐盟平均值的現象。盡管這對整體的影響量并不大，但是對個別企業還是會有一定影響。

 

所以目前我國在國際報告中碳排放數據話語權上的不足，會影響未來重要的科學證據支撐。我們一直希望中國碳排放數據庫能被國際社會所承認。

 

NBD：我國建立碳排放數據庫遇到了哪些難點？

 

關大博：在相關技術、學術研究或者領域覆蓋的精細度等方面，我國都比歐盟和美國做得好，但國際報告中的氣候變化、碳排放的數據話語權掌握在西方手中。

 

舉個例子，氣候變化的關鍵科學依據是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每隔幾年發布的氣候變化評估報告。之前報告中數據來源的硬性要求是，每位科學家要引用的所有數據一定要來自美國開發的數據庫或者歐盟開發的數據庫，不可以用其他數據庫。

 

所以，我國在這方面亟需改善的不是技術，而是數據話語權。因此，還需要政府或者相關機構牽頭，建設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基于中國國情和發展中國家國情的數據平臺。

 

我是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的主要作者，也是IPCC數據組的成員之一。IPCC此前的評估報告只能使用美國的數據庫。當時我參與這一報告時，歐盟十幾位作者在歐盟委員會的協同下，與聯合國進行了多輪談判，IPCC同意從第五次工作報告開始，既可以用美國的數據庫，也可以用歐盟的數據庫。

 

當時，我國還不具備相關的數據基礎或者未做到全球數據覆蓋，不過2020年以后，我國已經具備相關條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