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維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資源政策研究室主任）：煤炭是我國的基礎能源和重要工業原料，是確保我國能源安全的堅實基礎。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快速發展，燃煤引起的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為提高燃煤效率和治理燃煤污染，20世紀90年代起，我國開始重視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成立“國家潔凈煤技術推廣規劃領導小組”，出臺《中國潔凈煤技術“九五”計劃和2010年發展綱要》，對煤炭清潔高效利用首次作出指導和部署。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明確提出“四個革命，一個合作”能源安全新戰略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陸續頒布《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關于促進煤炭安全綠色開發和清潔高效利用的意見》《煤炭清潔高效利用行動計劃（2015—2020年）》《能源技術革命創新行動計劃（2016—2030年）》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煤炭清潔利用正式上升為國家能源發展戰略。此時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指煤炭洗選、燃料發電、清潔轉化、分散燃燒等環節清潔和高效利用，關注效率提升和傳統污染物控制。

 

　　“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生態文明建設進入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推動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實現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由量變到質變的關鍵時期。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內涵不斷深化，除繼續強調在利用各環節更加高效、更加清潔，執行更加嚴格的污染排放標準外，還要結合規?；煤偷吞蓟?、綠色化時代要求，更加注重綠色、低碳和品質賦能，實現全過程全要素清潔低碳利用。

 

　　具體而言，新時代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特征，可歸納為“三高三低”。“三高”體現為：高效率，即在煤炭利用各環節充分利用先進技術，做到煤質與不同用煤技術、裝備精準適配，實現利用或轉化效率大幅提高；高品質，即不斷應用具有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的新技術、新工藝，升級、改造、重塑煤炭利用產業，造就新業態，發展新產品；高循環，即不斷將煤炭利用過程產生的廢棄物變為可再利用材料，形成“資源—產品—資源”的循環模式。“三低”體現為：低消耗，即煤炭利用各環節要嚴格控制能源消費強度、水資源消耗強度等，降低單位產品能源資源消耗；低污染，即大氣、水、固廢污染物排放濃度要低，實現清潔生產，達到近零排放；低碳排放，即要通過與可再生能源深度耦合以及碳捕集利用與封存技術提升減碳能力，降低碳排放量。

 

　　當前形勢下，加快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是支撐能源轉型、確保國家能源安全和實現“雙碳”目標的必然選擇和堅強基石。我國富煤貧油少氣的能源資源稟賦特點決定了煤炭的主體能源地位短期內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2021年，我國煤炭消費超40億噸，在一次能源消費中占比仍高達56%，煤炭利用產生的碳排放約占化石能源消費碳排放70%以上。如果不加快調整煤炭當前的利用方式和消費結構，將加劇碳排放和環境污染等問題。與此同時，實現能源轉型并非一日之功，美德日等發達國家發展歷程表明，即使有可替代煤炭的能源，碳達峰后仍會使用煤炭，只是用途會發生改變。就我國而言更是如此，實現“雙碳”目標仍需大量清潔煤炭提供過渡和兜底保障。一方面，風、光等可再生能源裝機規模將大幅增加，而可再生能源電力波動性大，需要利用清潔燃煤發電的穩定性，為新能源平抑波動提供基底。另一方面，煤炭作為原料在現代煤化工（煤制烯烴、芳烴等）和煤基高端材料（碳纖維、石墨烯、炭質還原劑、高端活性炭等）生產方面仍有一定應用空間，并將逐步成為我國碳中和進程中煤炭的主要利用方式之一。在此背景下，破解煤炭“減”與“保”的兩難問題，關鍵是走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友好的發展道路，推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如此不僅有助于倒逼煤炭淘汰落后產能和轉型升級，體現“減”的責任，切實落實國家碳減排目標；還有助于擔當能源轉型過程的兜底保障使命，更好履行“保”的職責，進而確保我國能源安全和實現“雙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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