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達峰&碳中和”的經濟金融問題——有關“碳達峰&碳中和”的幾點思考（1）

 

新春伊始，給大家拜年，祝所有的朋友牛年大吉！

 

新年新氣象，談一個時髦的話題，一起來聊聊“碳達峰&碳中和”！

 

2020年，對于環境經濟領域而言，最“高大上”的話題某過于“碳達峰&碳中和”（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好比是一盞明燈，照亮了中國乃至于全球碳減排和氣候變化應對的前進道路和方向，對于我國正在加速推進的社會經濟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無疑具有里程碑意義。受此影響，各地正在編制的各類“十四五”發展規劃也都紛紛將“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或政策寫入本地區的5年發展規劃綱要中（據相關統計，有80多個城市制定了相關的政策），相信在3月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上，“碳達峰&碳中和”顯然也將是一個關涉全局的重要議題。與此同時，在新的發展階段，受各種內外因素影響，“安全與發展”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那么，究竟應該如何在“安全與發展”的大局下把握“碳達峰與碳中和”呢？其中有幾個問題值得我們探究。

 

先來探討其中的第一個問題，即“碳達峰&碳中和”的經濟金融屬性。

 

“碳達峰&碳中和”的屬性是最為根本的問題，其核心在于如何從經濟金融的角度理解“碳達峰&碳中和”及其發展演進的規律，這其實也是一切其他問題的出發點，如果無法識別“碳達峰&碳中和”的經濟金融屬性，那么相關的一些政策工具都將失去價值。

 

什么是“碳達峰&碳中和”的經濟金融屬性呢？讓我們先來看各地政府“十四五”規劃中對“碳達峰&碳中和”的有關表述，大都是簡單地公布“碳達峰&碳中和”的愿景，如某地公布要在2025年前實現“碳達峰”，也有部分地方政府更為具體，大致給出了“碳達峰&碳中和”的實現路徑和政策工具，但如果仔細比較，可以發現，在相關規劃中除了新增“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愿景或工具外，經濟社會發展的其他目標卻都基本未變。這一做法其實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難以站住腳，不符合“碳達峰&碳中和”的經濟金融屬性及其規律。

 

根據相關氣候變化經濟學模型的測度（如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德豪斯開發的DICE模型），“碳達峰&碳中和”所代表的“碳約束”，必然會影響到經濟社會各部門的發展。以GDP這一最重要的發展指標為例，有比較可靠的證據表明，如果采取激進的減碳措施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將直接沖擊GDP，造成一定的經濟損失（其中的邏輯不難理解，因為減碳的政策會沖擊到相關高碳產業，造成投資、就業和貿易的損失，進而造成GDP的損失）。這一經濟學研究發現實則意味著，“碳達峰&碳中和”其實不僅僅只是一個“環境目標”或“政治目標”，而且還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具有“經濟金融意義”的“環境目標”，這就是“碳達峰&碳中和”的經濟金融屬性。

 

“碳達峰&碳中和”的經濟金融屬性意味著，如果要將“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就必然要在經濟金融發展與碳減排之間做出取舍，越早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則可能意味著經濟部門的短期損失越大（因為要更早地削減高碳產業部門）。由此可知，如果某地區宣布率先實現“碳達峰&碳中和”，而又沒有改變既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最大的可能是并沒有真正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做好相應的經濟金融準備工作。

 

為此，有必要為了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做好相應的經濟金融準備工作。一是要做好應對經濟增長可能減速的準備。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如果其他條件不變，經濟增長是不會停滯的，但增速會受到影響，部分生產和消費會受到一定結構性沖擊。因此，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有必要適當調低經濟增長的預期，并為此在財政和貨幣政策等經濟調控政策工具上做好相應的準備。二是要做好應對金融風險的準備。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有助于降低氣候風險，但也會帶來新的風險，比如經濟結構的加速調整、國際經濟、資本和科技發展秩序的變局等等，這些都會沖擊到金融的穩定性，帶來不小的變數，有必要提前采取措施穩定金融市場。三是要做好應對"新貿易沖突"的準備。受全球范圍“碳達峰&碳中和”的影響，有的國家（地區）將成為“碳盈余國（地區）”，而有的則將成為“碳赤字國（地區）”，進而形成全球范圍內的“碳貿易”（碳市場交易或隱含在商品中的碳交易），如果不提前加以管控，“碳貿易”極有可能會成為下一輪國際貿易沖突的潛在源頭，作為碳排放大國，中國在實現“碳達峰&碳中和”中尤其要注意控制“碳貿易赤字”水平，避免在“碳貿易沖突”中陷入不利境地。

 

（李志青 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