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面對層出不窮的全球性問題，國際法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工具，而美國也曾在建立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現代國際法體系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善意履行條約義務是國際法的一項重要基本原則，國家對條約義務的切實履行是遵守和執行國際法規則的核心。

 

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美國作為締約方，應當采取措施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率先履行減排義務。然而，自1992年10月批約以來，美排放量仍持續快速增長，且增長趨勢保持了15年之久，直至2007年左右才達到排放峰值。2010年，美向公約秘書處通報，承諾到2020年將在2005年溫室氣體排放基礎上全經濟范圍減排17%。但根據美最新溫室氣體清單報告，截至2018年底，美溫室氣體排放量比2005年僅下降10.2%，勉強完成其減排目標的60%。2015年，奧巴馬政府提出新的氣候行動目標，承諾到2025年要在2005年溫室氣體排放基礎上排放下降26%至28%。特朗普政府已于2017年6月宣布拒不履行以上目標，擅自毀諾。

 

林燦鈴說，應對氣候變化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面對的一個極其嚴峻的課題，成為當今國際關系的博弈點，是國際立法的一個焦點和重點問題。在應對氣候變化這一關乎人類存亡的課題上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相關立法缺乏追責機制，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到《京都議定書》再到如今的《巴黎協定》，都存在這個問題。

 

“美國的退出會產生不利影響，它的利益同盟者受其羈絆肯定會有所顧忌而放慢腳步，同時也會對某些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性產生不利影響，客觀上減緩‘應對氣候變化國際立法’進程。”林燦鈴說。

 

張生說，從更廣泛的層面看，美國單方退出國際條約，對國際法律關系的穩定性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并損害國際社會通過締結協定應對重大國際問題的合作與努力。自特朗普上任以來，“美國優先”成為施政的核心，在對外關系上，特朗普政府奉行單邊主義、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在這樣的理念影響下，美國政府對相關國際法規則在很大程度上采取懷疑、忽視甚至是完全踐踏的態度，突出體現為頻繁退約和退群，對二戰以來形成的多邊國際經貿法律體制造成極大的沖擊，也給全球化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