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歐洲碳排放權初始配額剛確定時，國外的一些學者針對碳排放權交易的碳排放許可、分配、交易、管理，以及交易主體的創設、準入以及可能面臨的問題和挑戰等各個層次開始了相關研究，理論研究和政策性成果建議較為成熟。如Hahn（1984），Rubin（1996），Godby、Mestelman和Muller （1999）等人側重于使用理論和實證研究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對碳排放權交易體系中的覆蓋范圍、時間柔性、配額的儲存借用等方面進行研究;Philippe.Q和Catherine.B（2002）綜合文獻與實踐研究，回顧了10個領先運行或正在運行的碳排放權交易計劃，并從覆蓋的空間與行業、碳排放權配額的分配、交易平臺建立、監測和執行情況等方面對這些計劃進行比較，最后提出對歐洲碳排放權交易體系的全面建議;John C.V.Pezze and Frank Jotzo （2007）從全球各國的經濟發展與碳排放增長的不確定性出發，研究指出總量控制模式下的碳排放權交易在推動節能減排過程中面臨的問題與障礙;Tihomir Ancev， Todd Sanderson and Regian Bctz （2009）在對碳排放權交易進行“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礎上，指出可變部分賠付可以使用更低的社會成本完成相同的減排目標。

 

另外，也有一部分學者對歐盟碳排放市場的效率進行了評價。Joachim S.，Karoline R. and Regina B.（2009）認為，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最成功之處在于能夠及時總結經驗和教訓，不斷調整和修正體系中存在的不足，提高體系的運行效率，激發相關產業部門不斷開發創新低碳技術的積極性[12]。Sullivan R.and P.feifer S.（2009）也對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做了很高的評價，他們認為由于歐盟排放交易體系的存在，使得歐洲的金融機構、交易者以及投資者等，對于碳金融交易的關注度不斷提高[13]。Monjon S. and Quirion P.（2010）就如何對歐盟碳排放權交易體系的范圍進行調整展開了談論，主要從配額數量等角度進行界定，使其具有更廣泛的運用[14]。Venmans F.（2012）對歐盟碳排放權交易體系實施的第一階段（2007）進行了事后實證研究，他認為盡管第一階段的配額數量分配過多，并且存在碳泄露的情況，但該體系的可行性仍是積極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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