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東京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生態文明建設事關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對如何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本文將從人類文明轉型規律的角度，重點分析怎樣用市場機制推動生態文明建設。

 

　　稀缺性要素演變：

 

　　人類文明轉型的一般規律

 

　　迄今為止，人類文明已歷經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兩個階段，目前正向生態文明轉型。也有學者說在農耕文明之前還有一個“原始文明階段”，不過此點有爭議，且與本文關系不大，這里先存而不論。我們要討論的是，人類文明為什么會轉型，或者說推動農耕文明轉向工業文明、工業文明轉向生態文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對以上問題，西方學者在分析社會轉型時有一個研究視角可供借鑒。基本觀點是，一個社會哪個階級擁有最稀缺資源，這個階級就會成為社會的主導階級，社會性質也由此決定。奴隸社會生產力極其低下，最稀缺的要素是勞動力，擁有奴隸的奴隸主階級就成了奴隸社會的主導階級。后來隨著人口增長，勞動力不再稀缺而土地變得稀缺，地主階級便成為封建社會的主導階級；再后來發現了新大陸，土地不再稀缺而資本變得稀缺，于是資本家階級又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階級。

 

　　用“要素稀缺性”解釋社會轉型只是一個視角，事實上，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適應的角度解釋社會轉型會更科學。不過即便如此，我認為用“要素稀缺性”解釋文明轉型倒是可取。如封建社會產生農耕文明，就是因為糧食供給短缺。當年馬爾薩斯主張控制人口，理由是糧食增長比人口增長慢。由于糧食供給短缺，封建社會的文化風俗以及各類祭祀活動皆與糧食生產相關，這樣就產生了農耕文明。

 

　　現在回頭看，馬爾薩斯只說對了一半。封建社會前期乃至中期，人口確實比糧食增長快；但到了封建社會后期由于工具改進與耕作技術進步，溫飽基本解決，人們需求層次提升，使得“奢侈品”更稀缺，這樣便催生了工業文明。如穿的方面有了尼龍、滌綸；吃的方面有了甜菜糖、罐頭、汽水、巧克力；住的方面有了電梯、鋼筋混凝土建筑和摩天大樓；行的方面有了汽車、火車、輪船、飛機等。

 

　　工業社會的到來，一方面極大地豐富了物質供應，但同時也損害了生態環境。相對物質供應來說，好的環境反而變得稀缺了。今天人們更需要潔凈的空氣、健康的食品與優美的環境，于是工業文明又開始向生態文明轉型。事實的確如此。幾十年前，人們還把“煙囪林立”作為文明的標志。然而今非昔比，國內媒體時有報道，有地方招商由于項目污染而遭到居民抵制，說明生態環境已成為稀缺品。

 

　　是的，隨著我國工業化進入中后期，損害環境的代價已越來越高。不是說企業的污染程度比過去更嚴重，而是從機會成本角度看，由于人們需求發生了變化：過去盼溫飽，現在盼環保；過去求生存，現在求生態，良好的生態環境已變得日益重要。正是基于此，所以中央強調要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并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

 

　　社會成本內化：

 

　　控制污染的兩種方案

 

　　前面分析過了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的原因，接下來要研究的是，應該怎樣推動工業文明轉型？為此必須先弄清楚兩個問題：一是企業為何會損害生態環境？二是用什么辦法控制企業損害生態環境？為便于分析，下面讓我用企業碳排放的例子來討論。

 

　　眾所周知，碳排放是造成目前環境污染的一個重要原因。環境事關公共利益，企業為何不主動限排呢？對此經濟學的解釋是企業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分離導致的結果。換言之，企業只支付原材料、工資、管理費等內部生產成本，而將碳排放損害環境所發生的成本（治理環境的費用與居民受到的損害）轉嫁給了社會（政府或居民）承擔。正因如此，企業對碳排放漠不關心甚至肆無忌憚。

 

　　據此分析，減少碳排放的關鍵是要將社會成本內化為企業成本。問題是怎樣將社會成本予以內化呢？經濟學家曾提出過兩種方案：上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庇古提出了征稅補償的辦法，即由政府先向碳排放的企業征稅，然后再補償給受損居民。可是經濟學家科斯1960年發表《論社會成本問題》一文，明確表示不同意庇古方案，認為政府征稅雖能將社會成本內化，但并非唯一方案，更不是最優方案。

 

　　科斯提出的方案是，按照交易成本高低來分攤社會成本。在科斯看來，碳排放權的分配其實就是社會成本的分攤，或者說是界定產權。若將碳排放權（產權）界定給企業，則企業無需承擔社會成本；若將碳排放權界定給居民，企業就得承擔全部社會成本。至于碳排放權在企業與居民間如何分配，政府只需看界定給誰的交易成本更低。

 

　　所謂交易成本，是指信息搜集、談判溝通、組織協調等制度成本。在工業化初期，環境污染并不嚴重，公眾環保意識也不強，將碳排放權界定給企業一般不會有人反對，交易成本會相對低；但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生態環境逐步惡化，公眾環保意識不斷增強，若仍將碳排放權界定給企業則反對者增多，交易成本會升高。由此看，為了降低交易成本，碳排放權分配給企業的比例應逐步降低，分配給居民的比例應逐步提高。

 

　　要特別指出的是，根據科斯方案，分配碳排放權只是內化社會成本的第一步，同時還得開放碳排放權市場，讓碳排放權可以進行交易。可是現在有不少人擔心，開放碳排放權交易后，有的企業買不起排放指標怎么辦？我的答案很簡單，買不起排放指標的企業當然只能限排，因為開展碳排放權交易本來就是為了淘汰落后產能。

 

　　是的，保護環境必須限制碳排放。由于以前未開放碳排放權市場，企業限排只能靠行政命令，由政府下令直接限制某些高污染企業排放；而現在開放了碳排放權市場，便可通過市場機制限排。實踐證明，用市場機制限排要比政府限排更有效。現今經濟學家大多贊成科斯方案而不支持庇古方案，歸根到底，因為庇古方案是一種政府限排方案。

 

　　社會收益內化：

 

　　綠水青山的盈利模式

 

　　如果說將社會成本內化目的是控制企業碳排放，減少負外部性。那么與碳排放不同，企業投資改善環境則具有正外部性，其社會收益往往要大于私人收益。這是說，要鼓勵投資者改善環境，就得將社會收益內化，建立社會收益與私人收益的平衡機制。否則投資者缺乏利益驅動，就很難有保護和改善環境的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現在一些人對這一論述有誤解，以為一個地區生態環境好了經濟也就自然發達了，這樣理解顯然是不對的。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這句話的意思很清楚，“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有時也會存在沖突，而當兩者發生沖突時，就不能為了經濟利益而犧牲生態環境。

 

　　顯然，習近平總書記講“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是在強調生態環境的重要性，而不是指“綠水青山”天然就是“金山銀山”。一個基本事實是，農耕時代生態環境肯定比今天好，可那時候經濟卻遠不如今天發達。近些年我做鄉村調研，看到有些地方“綠水青山”確實已變成“金山銀山”，但有的地方雖然也山青水綠，卻至今尚未脫貧。由此看來，要把“綠水青山”變成收入，還得為“綠水青山”設計出盈利模式。

 

　　將“綠水青山”變成收入，關鍵是要將生態環境的社會收益內化。以美麗鄉村建設為例，中央提出，要“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需要注意的是，將美麗山水和鄉愁變成農民收入，面臨著兩方面的困難：一是生態環境屬公共品，由于生態環境消費不排他，無法向游客收費；二是生態環境消費即便能夠收費，也往往難以計價。比如，鄉愁是游客的一種主觀感受，游客享受了多少鄉愁說不清，鄉愁值多少錢也說不清。

 

　　為“綠水青山”設計贏利模式，經濟學提出的辦法是尋找委托品，將那些不能計量或計價的商品(服務)借助某種委托品進行交易。想問讀者：商家賣礦泉水是賣什么？若你認為只是賣水就錯了。事實上，商家賣礦泉水不單是賣水，同時也是賣“方便”。由于“方便”不好計量，于是商家將“方便”委托到了礦泉水上。一瓶礦泉水300毫升賣2元，600毫升賣3元，水多一倍而價格未高一倍，是因為水增加了而“方便”沒增加。

 

　　現實中類似的例子很多。我所知道的：湖南永州新塘村土壤環境好，當地農民就把無污染的土壤環境委托到蔬菜上，將蔬菜和“環境”一起賣到了粵港澳；吉首隘口村將當地特殊的氣候、土質委托到茶葉上，將茶葉和“氣候”銷到了全國；湘西馬王溪村發展觀光農業，將田園風光委托到了生態產業上，也賺得缽滿盆滿。

 

　　往深處想，生態環境的不同要素其實都可以找到相應委托品。上面的例子中，農民將特色山水委托到了特色農產品上；同理，鄉愁雖不好計量或計價，但也可委托到古村、古樹、古井、古建筑的門票上。可以推斷，只有找到了委托品，社會收益便可內化，“綠水青山”就有了盈利模式。而生態環境一旦能帶來收入，人們就會有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的積極性。

 

　　要特別指出的是，變“綠水青山”為“金山銀山”，尋找委托品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府也要積極作為。首先，政府應加大對鄉村基礎設施的投資，要是路橋不通，即便山再青、水再綠，游客進不去，“綠水青山”也不可能變成“金山銀山”；再有，政府應為生態環境資源確權，推動生態環境資源變資產。

 

　　三點重要結論

 

　　分析至此，我們可得出三點重要結論：

 

　　第一，不同社會文明形態的形成，是由不同時期稀缺性要素所決定的。隨著我國工業化進入中后期，人們的需求發生了顯著變化，更加追求環保和生態。由于生態環境已變得越來越稀缺，物以稀為貴，于是使損害生態環境的代價越來越高，這樣就決定了工業文明必須向生態文明轉型。

 

　　第二，保護生態環境，關鍵在內化社會成本，使企業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大體保持一致。對此,庇古提出的方案是對污染排放企業征稅；而科斯提出的方案是界定排放權，并通過市場進行排放權交易。很明顯，庇古方案強調的是由政府限排，科斯方案強調的是用市場機制限排。大量的理論研究成果和實踐經驗表明，用市場機制限排要比政府限排更有效。

 

　　第三，改善生態環境，重點在內化社會收益，建立起社會收益與私人收益的平衡機制。而將社會收益內化，辦法是為不同的生態環境要素找到委托品，并設計出相應的盈利模式。同時，政府應加大對鄉村基礎設施投資，為生態環境資源確權，推動生態環境資源變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