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啟動的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減緩工作組的第三次評估報告，專門有一章評估溫室氣體的減排效果。由于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學者不是特別認同其評估結論和政策手段，以至于在評估過程中出現南北學者多次交鋒，甚至有學者公開發表聲明，憤然退出作者隊伍。

 

顯然，發展中國家不僅當前碳排放少，而且歷史排放有限，但由于發展中國家適應能力弱，要承擔更為嚴峻的氣候變化風險。正是在這一背景下，2004年，從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崗位上回到倫敦經濟學院的斯特恩，對諾德豪斯的分析方法進一步作出改進。第一，不僅考慮減排，也包括適應，將氣候風險納入經濟量化分析模型，計入氣候變化引發溫度升高所帶來的氣候風險損失。第二，由于氣候變化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進程，斯特恩在模型分析的參數選擇中，對于未來氣候風險的損失采用比較低的貼現率。第三，由于納入了未來風險損失，斯特恩模型分析的結果是，將當前的一部分收益用以溫室氣體減排，可以大幅減少未來氣候風險帶來的巨大損失。

 

2006年，斯特恩氣候變化經濟學評估報告正式發布。由于斯特恩的知名經濟學者身份、規范創新的分析方法，以及英國政府的研究資助，使得這一報告廣受關注。在對此出現大量高度認可聲音的同時，也有部分西方主流經濟學者明確表示質疑，認為采用過低的貼現率，將未來的損失計入分析，是對當代人不公平。當代人的時間消費偏好，不可能將未來收益等同于當期消費。當然，發展中國家的學者認為，代際公平固然重要，但代內公平也不應該被忽略。發展中國家的氣候風險和減排成本相對于發達國家，窮人相對于富人，表現更加脆弱，代價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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