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和保羅·羅默獲得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彰他們在創新、氣候和經濟增長研究中的貢獻。在歐美主流經濟學家中，美國耶魯大學的諾德豪斯和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斯特恩在氣候變化經濟學方面均有開創性的突出貢獻，都是潛在的諾獎問鼎者。前者的研究強調當前的效率，更符合西方經濟學的“正統”；后者的創新，注重代際公平，有些“離經叛道”。兩者研究之道，并不相同。從這一意義上講，諾德豪斯有著更多的“正統”經濟學的擁躉，率先摘冠。應對氣候變化作為一個發展問題，涉及發展權益，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學者，一直在另尋其“道”。

 

諾德豪斯：系統優化效率之道

 

氣候變化是自然現象，屬于自然科學范疇。經濟學研究社會科學，兩者似乎不搭界。但是，氣候變化與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又直接關聯。正是因為這樣，諾德豪斯開創性地將自然系統的氣候變化與經濟系統的優化調控相關聯，其研究和貢獻開了歷史先河。

 

諾德豪斯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他是最早關注氣候變化并系統開展氣候變化經濟學研究的主流經濟學家。自20世紀80年代全球變暖的認知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諾德豪斯就致力于探究氣候變化與經濟學的整體性關聯性研究。第二，諾德豪斯在方法論上有突破性的創新，將自然、經濟和能源消費、碳排放整合起來，開發了動態綜合氣候經濟模型（DICE）以及區域氣候和經濟的綜合模型（RICE）。該模型在20世紀90年代初成形，并應用于氣候變化經濟學的宏觀系統研究，影響很大，西方學者的認可度也非常高，以至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全球研究減緩氣候變化或溫室氣體減排的研究團隊，多直接采用或調整改進后，將其作為量化分析工具。第三，諾德豪斯模型研究的結論對經濟決策影響很大。其效率優化的結論和政策含義，得到了美國相當一部分保守的政客和經濟學家的認可。1995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授權談判發達國家量化減排目標，根據諾德豪斯模型計算結果，發達國家量化減排代價過高，從而影響了布什退出《京都議定書》這一決定。諾德豪斯模型計算效率優化的處方，就是通過征收碳稅來減少碳排放。這正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將碳排放作為負外部性加以糾正的處方。

 

但是，諾德豪斯的研究也存在一些氣候變化經濟學應該注意但被忽略的問題。第一，諾德豪斯的模型研究只關注減排，而忽略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如果因減排成本高而延緩減排，顯然是有經濟理性的，因為未來的損失因高貼現率而只有非常小甚至忽略不計的現值。但是溫度升高帶來的重大風險，可能使自然和社會經濟系統崩潰。第二，諾德豪斯模型運算得出的結論是，發展中國家減排成本低，發達國家減排成本高。這意味著排放很低的發展中國家要減排，是符合經濟理性的，因為成本低。而發達國家減排成本高、代價大，所以不能減。20世紀90年代美國人均排放22噸二氧化碳。美國人均減2噸，幾乎沒有什么福利損失。1990年中國人均排放只有2噸，如果也減2噸，減到0，那么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和生存如何保障？福利損失無窮大。這是對窮人的基本生存和發展權利的剝奪。美國主流經濟學者倡導碳稅，發展中國家的學者顯然不認同這一點。發達國家排放高，但是有能力減排；而發展中國家需要發展空間，減排能力比較弱。第三，如果采用全球統一碳稅減少碳排放，從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上講，結論是沒問題的。但問題在于，全球統一碳稅，對后發者、低能源消費、低碳排放、低收入國家來說，是一種對發展權益、基本權益的剝奪。即使是二氧化碳價格20—50美元/噸，也只有高收入的發達國家可以支付，因而碳排放的發展收益就只能壟斷在發達國家，而很多發展中國家則消費不起。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 t a np ai fan 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