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舉行的新時代應急管理領域改革發展情況新聞發布會上，應急管理部副部長周學文總結今年各類災害時指出，今年我國入汛時間早，編號洪水多，局地災害重，高溫干旱時間長。今年以來，局部洪澇災害造成171人死亡失蹤，而7月份以來長江流域發生1961年以來最強高溫熱浪，對生活用水、農業生產和電力供應造成了影響。接下來，我國還可能出現多個地區降水偏多、長江流域中下游伏秋連旱的情況，“防汛抗旱形勢不容樂觀”。

 

　　去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表示，全球變暖進一步增加了極端高溫、降水、干旱和熱帶氣旋發生的可能性和嚴重性。眼下，這種觀點似乎正得到應驗。

 

　　越來越多氣象學家發出警告：氣候還在朝著難以逆轉的方向演進。《自然-氣候變化》雜志上發布的一篇論文指出，即使大幅削減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水平，也不足以讓世界的天氣系統恢復到以前的模式。而在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員魏科看來，地球已經跨越氣候“臨界點”。在氣象學中，這意味著氣候系統越過了一個不可逆轉的閾值。

 

　　氣候變化的警鐘已然敲響，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正視氣候的“新常態”，拿出新的解決辦法來適應變化。然而，正如IPCC報告撰寫者之一、清華大學地球系統科學系教授羅勇指出的，對比應對氣候變化的兩種主要策略，與“減緩”氣候變化的意識相比，“適應”氣候變化方面的意識仍有不足。

 

　　與生效尚需時日的減緩措施相比，適應措施能夠直接減輕目前氣候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而且，適應氣候變化與每個人密切相關，對于即將發生的風險，主動適應已是必選項。

 

　　早在2017年，建設氣候適應型城市就被我國提上日程。針對適應不足的問題，城市要拿出“一攬子”解決方案，一方面提升城市硬實力，另一方面凝聚更廣泛的社會共識。

 

　　前者主要體現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去年鄭州暴雨就曾暴露出城市在抗澇、應急等領域的諸多短板，而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在于完善城市防澇排澇體系。當然，基礎設施不僅包括結構性的“防御工事”，還包括非結構性的措施，比如預警系統等，以系統推動城市適應新氣候環境的能力建設。

 

　　資金是基礎設施建設的最大障礙。此前，生態環境部應對氣候變化司對外合作交流處副處長侯芳曾對外介紹，目前氣候變化適應領域的工作相對氣候變化減緩而言十分薄弱，很多工作都處于起步階段。一個原因是，與備受關注的低碳項目相比，適應氣候變化的很多工程公益性質強，回報率較低，融資就比較困難。

 

　　不久前，生態環境部公布23個氣候投融資試點名單，其中既有面臨低碳轉型壓力的老工業城市，如山西太原、長治，內蒙古包頭等，也有7個國家級新區，以展開差異化探索。在試點要求下，各地將有望通過創新投資模式、制度，提升城市適應氣候變化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

 

　　在此基礎上，更需要動員廣大市民參與，樹立起應對變化的意識，并合理改變生活方式，以盡可能減少各類氣象災害帶來的影響。

 

　　在減緩領域，多種有效探索正在推進。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提到幾種措施：一是加強宣傳教育，特別是在中小學階段建立起節能減排的意識；二是建立獎懲制度，通過“胡蘿卜加大棒”引導人們的行為；三是結合行為科學，將用能信息更細致地推送給使用者，用一目了然的方式推動其主動減排。

 

　　類似的方法也能借用到適應領域。除基礎的宣傳教育外，同樣可以對危險行為進行更有效規范。比如，對于缺乏氣象專業知識的野外活動，除了限制進出、規范行為之外，若能輔之以適當方式加強平臺引導和監管措施，避免人們因追蹤流量、“趕時髦”打卡而冒險，將從源頭上減少悲劇的發生。

 

　　當然，通過加大數字化、智能化的投入，還能讓適應和減緩相得益彰。比如，推廣智能建筑、智能家居，讓能源使用更加智慧化、精細化、定制化，在實現能源高效使用的同時，也能達到對極端高溫等天氣的適應。

 

　　無論如何，氣候變化不再是預測的結果，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實。城市已經到了不得不動的重要關頭，必須立即行動，才有可能為未來爭取更多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