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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減污降碳路徑及成效

文章來源: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薛進軍、楊翠紅團2022-07-02 09:57

  【摘要】
 
  后疫情時期中國面臨經濟復蘇、空氣質量達標、“雙碳”目標實現等多重壓力,在此背景下,研究減污降碳協同效應并厘清實現路徑對中國在后疫情時期穩定經濟增長的同時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該研究基于2001—2019年中國30個省份的省級面板數據,利用面板回歸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分析了減污降碳政策的協同效應、動態演變過程以及實現路徑。結果顯示:①中國的減污和降碳政策具有顯著的協同效應。其中,降碳政策對減污和降碳幾乎具有相同的效力,而減污政策則主要以減污為主、降碳為輔,但其對空氣污染物(即SO2和煙塵粉塵)和CO2排放的抑制作用大于降碳政策。此外,該研究分別從內生性問題、減污降碳政策指標設計穩健性、估計方法穩健性三個視角證實了基準估計結果的穩健性。②減污和降碳政策的協同效應具有明顯的動態變化趨勢;降碳政策自政策實施起便具有顯著的減污協同效應,且政策實施時間越長,對減污的協同作用越強;而減污政策的降碳協同效應則是自2011年出臺節能減排綜合性方案以后才逐漸顯著,隨后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態勢。因此,長期而言以碳排放交易市場為主的降碳政策的減污協同效應顯著優于減污政策的降碳協同效應,故在進行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的戰略布局中應以構建碳市場為主。③減污政策的有效性和協同性均主要通過優化能源消費結構、降低碳排放強度、促進技術進步來實現,而降碳政策的有效性和協同性則主要通過前兩條路徑來實現。根據研究結論,提出了促進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減污降碳;協同治理;路徑探究;動態分析
 
 
 
  【摘編】
 
  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落實《巴黎協定》溫控目標,中國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鄭重地做出了“雙碳”目標承諾,努力爭取在2030年之前實現碳達峰,在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當前中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長期矛盾尚未根本緩解,疊加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簡稱“疫情”)對經濟的沖擊,這意味著中國在此階段將面臨經濟復蘇、空氣質量達標、“雙碳”目標實現等多重壓力,且后疫情時期的經濟復蘇或將進一步增大空氣質量達標以及“雙碳”目標實現的難度。Zheng等[1]發現,受疫情期間管控措施的影響,2020年1—3月中國大氣污染物排放顯著低于2019年同期水平,但隨著疫情逐步得到控制,2020年4月后中國大氣污染物排放量迅速回升,2020年底基本恢復到2019年同期水平。陳菡等[2]發現,后疫情時期為了盡快實現地方經濟的復蘇,2020年上半年中國計劃新增煤電項目量超過2019年全年新增總和,這將會使得CO2排放量增加1.6億t。在此背景下,積極推動中國經濟的綠色增長是十分迫切且必要的,這不僅事關中國經濟的高質量可持續發展,而且是中國履行大國責任、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基石,減污降碳協同增效正是促進中國經濟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重要途徑。CO2和空氣污染物均主要來源于人類生產生活中化石燃料的燃燒,這使得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的實現在理論上具有可行性,且減污降碳的協同治理有助于避免環境政策制定中的不一致性,進而大大提升政策實施的單位成本有效性[2-7]。“十四五”時期中國生態環境保護將進入減污降碳協同治理的新階段,因此深入研究減污降碳政策的協同性、把握其動態演變過程、探明協同增效的作用路徑不僅對中國經濟在后疫情時期實現全面綠色轉型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而且為中國履行大國責任、實現“雙碳”目標提供決策支持。
 
  根據中國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對減污降碳協同效應的定義,減污降碳協同效應一方面是指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中減少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即降碳政策的減污效應),另一方面是指在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生態建設中減少或吸收CO2和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即減污政策的降碳效應)[8]。
 
  關于降碳政策的減污效應,Burtraw等[9]研究發現,美國電力部門采取的減少CO2排放政策也顯著地減少了傳統的空氣污染物。Cao等[10]模擬發現,適度的碳稅通過促進能源節約,不僅將大幅減少CO2排放,還將減少當地的空氣污染,且其對空氣污染的抑制作用將超過“十一五”時期減污政策的抑制作用。Yang等[11]模擬發現,中國2030年碳達峰目標的設定將使得2030年中國SO2、氮氧化物和PM2.5的排放量較2010年分別減少78.85%、77.56%和83.32%,即當CO2排放量達峰時也可以實現空氣質量的達標。Wang等[12]研究發現,工業每減少排放1000t CO2,大氣污染物綜合排放將減少1t,加大環境規制力度是協同增效的主要擴張路徑,但這種協同效應存在區域差異,主要表現為西部地區工業碳減排與工業大氣污染減排協同效應較高,而東部地區的協同效應則較低。趙立祥等[13]、李勝蘭等[14]和Yan等[15]均研究發現,2013年啟動的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對污染物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具體來看,實行碳排放交易權省市的工業污染物和CO2排放總量和人均量均顯著低于沒有實行碳排放交易權的省市,且碳排放交易試點政策主要通過優化能源結構和促進技術創新兩種方式來降低試點地區污染物的排放量。
 
  關于減污政策的降碳效應,Morgenstern等[16]研究發現,山西太原地區逐步淘汰小鍋爐的政策大約使得碳排放減少了50%—95%。Chae[17]研究發現,改用低硫燃料可以以最低成本實現改善空氣質量和減少CO2排放的目標。張華[18]研究發現,環境規制提升CO2排放績效的能力有效,具體來看,CO2排放績效會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增加而先上升后下降,而中國當前的環境規制強度位于拐點左側。Gu等[19]研究了中國“十一五”時期減污政策的降碳效應,研究發現燃煤電廠脫硫工程在減污中起著關鍵作用,結構性減污相對容易實現主要污染物與溫室氣體的協同效應,而管制減污并不容易達到協同效應。Du等[20]研究發現,環境規制可以促進企業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的協同減排,這種協同減排效應會受到企業能源結構和消費的影響。鄭石明等[21]研究發現,氣候政策協同可以降低碳排放,且中央政府的氣候政策協同程度較省級政府協同程度高。
 
  現有文獻已經分別對降碳政策的減污效應和減污政策的降碳效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根據中國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對減污降碳協同效應的定義,完整的減污降碳協同效應包含降碳政策的減污效應和減污政策的降碳效應兩部分,目前大多數文獻僅從單邊視角出發研究了減污政策的降碳效應或者降碳政策的減污效應,而缺乏從雙邊視角出發全面探究中國減污與降碳政策的協同效應。其次,中國的減污和降碳政策在不斷地完善、更新和調整,因此不同時期的協同效應可能不同,現有文獻大多從靜態視角研究協同效應,而缺乏從動態視角來考察減污降碳協同效應的演變過程。第三,現有文獻大多僅從定性分析視角討論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的路徑,而缺乏從定量分析視角探明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的實現路徑。基于此,該研究從雙邊視角出發考察了中國減污和降碳政策的協同效應,并從動態視角分析了協同效應的演變過程,此外,該研究根據現有文獻梳理了減污降碳協同增效實現的三條路徑,并對這三條路徑進行了逐一檢驗。該研究可為制定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的環境政策,推動后疫情時期實現經濟復蘇和“雙碳”目標提供決策參考。
 
  利用2001—2019年中國30個省份的省級面板數據,從減污政策的降碳效應和降碳政策的減污效應雙邊視角研究了中國減污和降碳政策的協同效應,并從動態視角考察了減污降碳協同效應的演變過程,同時,該研究基于現有文獻梳理了減污降碳協同增效實現的三條路徑,并對這三條路徑進行了逐一檢驗。得出如下主要結論:
 
  第一,中國的減污和降碳政策具有顯著的協同效應,即一種政策同時對標空氣污染物與溫室氣體的綜合治理。其中,以碳市場試點為主的降碳政策對減污和降碳具有幾乎相同的雙贏效力,而減污政策的效力則仍然以減污為主、降碳為輔。由于中國的減污政策實施的時間較長、經驗較豐富,因此其對空氣污染物和CO2的抑制作用更大。該研究分別從內生性問題、減污降碳政策指標設計穩健性、估計方法穩健性三個視角證實了基準估計結果的穩健性。
 
  第二,中國減污和降碳政策的協同效應具有明顯的動態變化趨勢。其中,降碳政策自政策實施起便具有顯著的減污協同效應,且政策實施時間越長,對減污的協同作用越強;而減污政策的降碳協同效應則是自“十二五”期間出臺節能減排綜合性方案以后才開始顯著的,隨后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態勢。動態分析的結果也反映出,長期而言以碳市場為主的降碳政策的減污協同效應顯著優于減污政策的降碳協同效應,因此,在促進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的戰略布局中應以構建碳市場為主,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開放將在全國范圍內降低CO2排放和空氣污染物排放,助力“雙碳”目標和空氣質量達標的實現。
 
  第三,減污政策的有效性和協同性均主要通過優化能源消費結構、降低碳排放強度、倒逼技術進步來實現;而降碳政策的有效性和協同性則主要通過前兩條路徑來實現。此外,降碳政策對能源結構的優化作用、能源強度的降低作用以及倒逼技術進步作用均大于減污政策,這也是在基準模型中減污政策的降碳和減污效應均顯著高于降碳政策的深層次原因。
 
  基于以上研究結果,該研究提出在“雙碳”目標下促進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的建議如下:①減污和降碳政策均具有顯著的協同效應,在減污和降碳過程中表現出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應該盡快建立和完善空氣污染物與溫室氣體排放協同控制的治理體系。具體來說,在不斷完善應對氣候變化執法規范和細則的同時,加速融合氣候治理與生態環境保護的法規體系;清除與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不相適應的政策;設立減污降碳協同增效專門的智庫與宣傳教育人員,為減污降碳協同增效提供及時有效的決策支持,以及服務于減污降碳協同增效相關政策和意識的宣傳與推廣。此外,該研究顯示當前減污政策則主要以減污為主、降碳為輔,因此國家在制定減污政策的過程中要兼顧政策的減排協同效應,以便提升政策的成本有效性。②減污和降碳政策均通過優化能源消費結構、降低單位GDP能耗來實現了政策的有效性與協同性,因此政府及相關部門應該繼續實施與優化能源消費結構和降低單位GDP能耗相關的政策來促進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例如繼續淘汰耗能高、排放高的老舊鍋爐、交通工具等,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地區。③繼續大力發展和支持低碳和環保相關行業或企業的技術創新與技術突破。能源和環境領域的技術創新與突破仍然是實現“雙碳”目標與空氣質量達標的根本途徑,因此一方面國家需要加大對相關專業或領域人才的培養,另一方面對相關的企業給予一定的政策補貼,如下調繳稅比例、放寬銀行信貸約束等。此外,需要進一步加快高校的相關成果轉化,積極促進高校與企業互聯互通。④動態分析結果證實了中國開放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合理性與前瞻性,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作為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工具,不僅顯著地降低了碳排放,其也顯著地減少了空氣污染物的排放,且其減污協同效應隨時間不斷擴大,因此未來國家應該重點規范和實時監測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運行,以便更好地發揮碳市場實現“雙碳”目標與促進減污協同增效的雙重功能。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_碳0排0放^交-易=網 ta n pa i fa ng . co m

  【作者】薛進軍、楊翠紅團隊  
 
     薛進軍,名古屋大學-中創碳投碳中和創新聯合實驗室主任、教授,主要從事氣候變化與低碳經濟學、能源與環境經濟學、全球價值鏈等研究。
 
  張瑜1,2 孫倩 3 薛進軍 4,5,6 楊翠紅 1,2 
 
  所在單位:
 
  1. 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
 
  2. 中國科學院大學
 
  3. 西南石油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4. 名古屋大學-中創碳投碳中和創新聯合實驗室
 
  5.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國際經濟貿易學院
 
  6. 碳排放權交易湖北協同創新中心,湖北 武漢 43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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