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投資機構面臨國際地緣政治日趨復雜、海外投資不確定增大等諸多挑戰，但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在綠色低碳轉型和數字經濟轉型等方面投資賽道廣闊。”中美綠色基金董事長、北京基金業協會副會長徐林在北京基金業協會于9月4日承辦的“2022全球PE論壇”上發表主題演講時如是說。

 

ESG投資機會與挑戰并存

 

徐林認為，對于投資機構而言，目前的投資環境發生了很多新變化，值得重點關注。

 

首先，我們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整個發展環境正在發生變化。這些變化包括國際地緣政治的日趨復雜、中美大國之間的戰略競爭、后疫情時代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環境之變等。上述變化都可能對未來股權投資市場、投資行為、重點領域的預期看法產生實質性影響。

 

其次，烏克蘭局勢、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導致了國際環境的重大變化，經濟、貿易、投資、技術管制等方面的原有邏輯規則和秩序可能會隨之調整，海外投資的不確定性增大。比如，在進行跨國并購投資或跨國股權投資時，將面臨更多的投資審查。

 

最后，ESG投資在帶來新機會的同時，亦帶來風險和挑戰。比如，在勞工標準、碳排放、計量碳足跡等方面，國內外ESG標準尚且存在一定差異。這些差異于投資機構而言即潛藏一定的風險。如果被投企業在某些方面符合國內標準卻與國際標準有出入，當企業涉及海外經營時可能會面臨來自海外方方面面的約束和挑戰，給被投企業正常經營帶來負面影響，進而波及投資機構收益。因此，投資機構在進行ESG投資時，不僅需要保證自身行為符合ESG標準，而且要用更為全面的眼光和視角衡量準投資企業的各種表現，以及與國際上通行做法之間的差異，如若不然，這些差異未來都有可能給企業經營帶來風險與挑戰。

 

與此同時，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有資本、國家大基金、地方政府引導基金在加強地方招商引資等方面發揮了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但同時，我們也需警惕其可能存在的風險。比如，一般而言，此類基金規模龐大，退出時可能會對被投企業股價產生較大影響。再比如，國家基金對特定產業、企業的進入模式在現行反補貼框架里被視同為補貼，這種補貼如果不以進口替代、出口推動為直接目的，可能會導致被投企業未來走向國際市場時面臨反補貼、反傾銷指控。

 

多途徑為機構營造可預期投資環境

 

“盡管當下面臨諸多變化、風險和挑戰，但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仍有一些領域值得投資機構重點關注。”徐林表示。

 

在他看來，綠色低碳轉型和數字經濟轉型即是機會廣闊的投資賽道。

 

首先是綠色低碳轉型方面。目前，我國能源機構以煤炭、化石能源為主，國務院已經提出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題的電力系統，國內能源結構將隨之進行系統性變革，能源結構逐步轉至以化石能源為主。綠色低碳轉型領域的投資是有可持續性的，賽道廣闊。

 

其次是數字經濟轉型方面。由于中國人口規模龐大，可以進行精細分工，容易實現規模效應。因而，國內在數字經濟、數字技術與經濟社會發展融合等方面具有獨特優勢。比如，在合成生物領域，與延長壽命、身體健康相關領域即擁有不錯的投資價值。

 

徐林認為，盡管目前投資環境正在變化，但國內仍然有很多很好的投資機會，投資機構當嚴格要求自己，把投資做得更為精細、專業、有效。

 

與此同時，徐林表示，政府可以通過多種途徑為投資機構營造更為穩定、更具可預期性的投資環境。

 

首先，加強法制和法治建設。制定更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加強治理，有助于為投資者提供更為穩定的制度環境和治理環境，為各類創新創業活動提供可預期、更安全的大環境。

 

其次，更好地保護中國經濟最大的“基本面”。一大批為了掙錢，能夠日以繼夜投入的企業家和一大批吃苦耐勞的勞動力，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而且這一“基本面”是中國獨特的優勢。我們有責任把這個“基本面”保護好，為其創造更好的營商環境。

 

最后，繼續擴大開放，深化國際合作。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內企業、投資機構未來在配置資產方面將更具全球化視野，穩定的國際環境，有利于形成自由貿易投資、公平競爭的國際規則，對投資機構而言亦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