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即環境、社會責任及企業管治）投資近年來呈現了指數型成長。筆者認為，它的興起有深刻的社會政治原因。ESG投資是市場自發的、對過去半個世紀全球經濟發展中日益積累的“市場失效”現象的一種糾錯機制。它試圖在政府干預最小化的前提下，激勵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以應對日益嚴峻的氣候變化、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等挑戰，降低技術快速變革可能帶來的安全隱患、倫理沖突及社會矛盾。ESG投資力圖把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過程中造成的“外部性”盡可能“內部化”為企業的成本，實質上是在重新定義企業與市場的邊界。

 

上世紀70年代以來，以英美為引領，全球興起了新一輪的全球化、市場化與自由化的浪潮。中國也在1978年開啟了市場化導向的改革開放進程，帶來經濟實力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與此同時，以信息技術為主導，人類社會步入了信息化、數字化、自動化/智能化的新一輪技術革命與后工業化浪潮。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過去半個世紀，人類社會創造的物質財富很可能超過了之前數千年的總和，給全世界人民帶來巨大的福利改善。

 

然而，在這一進程中，“市場失靈”和監管缺失也導致各類風險、矛盾不斷積累。例如，為追求利潤最大化，企業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無視生產與商業活動的外部性，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如過度砍伐森林、占用耕地、排放溫室氣體或污染物等）；企業在生產經營中不斷采用自動化/智能化技術，導致大量就業崗位消失、收入/貧富差距擴大；企業激勵員工過度工作、過度競爭，導致員工身心健康受到損害；為搶占市場，企業開發、營銷令人上癮的產品或服務，或通過低價營銷策略誘導消費者過度消費（甚至浪費）；企業過度獲取、使用、甚至交易客戶隱私信息，或利用大數據來影響、控制客戶的信息獲取、價值取向、政治判斷等；一些高科技企業在缺乏監管的情況下開發、應用一些目前在倫理、安全等方面尚存爭議的技術和產品；等等。

 

以上行為有的在法律允許范圍內，有的尚無明確的法律法規來約束或監管，有的則因為對其所造成的傷害很難識別與鑒定，令監管者望而卻步。因此，在市場化導向及利潤驅動下，上述企業行為沒有受到法律和監管約束。但它們產生的社會危害卻不容忽視。雖然這些危害短期內看似無足輕重，但如果放任自流、日積月累，相關風險和矛盾很可能變得不可逆轉或無法調和，甚至有可能釀成自然或人文災難。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強行介入，通過行政干預來管制企業行為、防范風險積累，則有可能扭曲市場運行機制，扼殺企業創新的能力和積極性。

 

在這一背景下，ESG投資誕生了。一批具有社會責任感的投資者，決定使用自己手中的資本，試圖通過“用腳投票”的市場機制來引導被投資企業采取自律行為。那些對環境不友好、不關心員工福利、或公司治理混亂的企業，即便其財務表現優異，ESG投資者也避而遠之；而那些主動保護環境、主動承擔社會責任、主動改善公司治理的企業，即便因此承擔額外成本或損失，ESG投資者也積極成為它們的股東，用手中的資本來支持這些企業。從經濟學意義上講，ESG投資者實際上是在鼓勵企業盡可能把自身商業行為對環境、社會造成的外部性“內部化”，鼓勵企業主動重新劃定企業與市場的邊界，在新的企業邊界之內追求利潤最大化。在這一過程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僅限于要求企業對ESG相關要素做強制性的信息披露，避免了“有形之手”對市場運作的直接干預，在不影響效率的前提下，促進社會公平和可持續發展。這是為什么ESG投資愈益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支持和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