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是中國
碳排放量增長的起點,當年是中國加入WTO第一年,WTO紅利體現在進一步開放式地融入全球經濟,進出口水平都大幅提升,GDP走向更高速度的增長。
但與此同時,2002年-2008年,碳排放水平與進出口、GDP也在平行增長。通常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在全球市場的卓越表現源于我們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和改革進一步降低了制度成本。但如果進一步分析中國的出口數據,就會發現中國的出口產品結構中并不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獨占鰲頭,而是有大量的電子設備、普通機械設備等中等水平的資本密集型產品,這些產品相關的產業,有很大的
碳足跡和污染排放強度。這表明中國經濟在加入WTO之后高速增長,不僅得益于勞動力成本優勢,還存在“污染避難所”現象。
在《中國2049》這本書里,我們專門從氣候變化、溫室氣體排放方面分析了中國在國際競爭中的比較優勢。通過使用合成控制法的經濟學方法,我們用最優的權重合成了一個虛擬的中國,力求準確模擬假設中國沒有加入WTO,2002年之后的碳排放量會如何。然后與實際加入WTO的碳排放數據進行對比。從結果上看,中國因為加入WTO,二氧化碳的排放明顯增加。因此,用“污染避難所”現象解釋更合理一些。
“污染避難所”指的是一國加入WTO以后,由于變成全世界的加工廠,發達國家的污染產業都會優先向這個國家轉移,從而使之變成發達國家的“污染避難所”。
這種情況究竟有沒有發生?我們同樣可以使用合成控制法進行分析。通過較為準確地計算2002年之后虛擬美國的二氧化碳排放軌跡,我們發現,由于中國加入WTO,中美貿易關系空前加強,導致美國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幅度下降。我們也對歐盟、日本、韓國做了類似分析,結果一樣,從而可以確證加入WTO使中國成為了發達國家的“污染避難所”。因此可以說,2002年-2008年期間,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伴隨著發達國家高污染、高碳經濟向中國的轉移,這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中國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效應。也就是說,這段時間,支撐中國經濟奇跡般增長的不僅有勞動力成本,還有巨大的環境成本。
另一組數據同樣可以證實這一點。如果核算出口部門的增長,中國加入WTO帶來的出口增長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二是碳排放、碳足跡增加。其中這幾年的全要素生產率相對穩定,一直是40%左右,出口關聯的二氧化碳排放對出口行業的貢獻從40%增加到50%以上。尤其是2002年至2008年期間,碳足跡成為支持出口部門增長的最重要的貢獻因素。
這樣的經濟增長模式顯然是不可持續的,我們必須從高耗能、高污染向高質量的發展模式轉變。也就是說,由“污染避難所”向
綠色低碳經濟轉型,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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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京大學國發院副院長、北大環境與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徐晉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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