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賦能“雙碳”戰略推進的挑戰
1. 數字賦能零碳化的長期性與“雙碳”目標艱巨性并存
在“雙碳”戰略推進中需要積極發展數字經濟,數字經濟反過來又會促進“雙碳”目標實現,最終都有助于推動經濟社會的高質量
綠色發展,兩者內在邏輯和目標一致,深度融合相得益彰。
推進經濟社會發展“低碳化”“零碳化”是高質量綠色發展的重要目標,這同樣被數字經濟發展所追求,成為實現數字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衡量因素。然而,部分地方將數字經濟當做推進“雙碳”戰略“免費”的靈丹妙藥,在產業降碳中廣泛貼上數字經濟標簽,盡管初衷較好,但并沒有意識到數字經濟本身也是
碳排放的重要來源。
有的地方甚至將數字經濟直接歸為“低碳”甚至“零碳”一族,加速布局和發展“三新”經濟,這種運動式的盲目擴張忽視了數字經濟建立在電力資源消耗基礎上,其實數字經濟并不是零碳,甚至還是耗電大戶。
例如,云計算、區塊鏈、數據中心等運行要耗費各種資源,帶來較多碳排放。據統計,目前數據中心的用電量占全球總用電量的1%至2%,而2021年我國數據中心整體用電量達到2166億千瓦時,約占全社會用電量的2.6%,顯著高于全球數據中心耗電占比。
同時,數字產品和設備的生產也無法做到零碳化,比如臺積電一年耗電量200億度,超過深圳常住居民一年的用電量。這也能看出,對零碳概念理解的片面性容易將數字經濟視作實現零碳目標的普適良藥,在“雙碳”監督考核內容上搞“一刀切”,容易引發低效投資、資源配置失衡,甚至可能帶來一定的經濟波動的風險。
2. 數字創新活躍領域與碳減排關鍵領域匹配不夠影響雙碳進程
數字化轉型與創新為“雙碳”目標實現提供強大牽引力,通過引領“三新”經濟,在降低碳排放的同時提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而“雙碳”行業轉型和新產業興起,客觀上要求數字經濟不斷進行新技術的開發和迭代創新。
當前,我國數字化減碳應用場景在三次產業中的滲透水平和程度不一,其中在工業和農業上的滲透率要明顯低于服務業,但是我國的碳排放主要集中于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減排潛力也重點聚焦在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
另外,受體制機制約束,部分科技企業數字化自主創新和基礎創新動力不足,奉行“拿來主義”,在國際標準制定上也缺乏主導性,導致傳統產業“雙碳”轉型對國外數字技術依賴性較強,如我國在能源互聯網等數字減碳前沿領域,創新力度不夠。
同時,應用場景的相對單一和數字技術的供給不匹配放慢了我國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脫碳零碳技術迭代步伐,使我國長期被鎖定在價值鏈中低端的高碳環節,增大了數字化降碳的創新成本和壓力。
3. 數字基建發展不均衡干擾降碳步調
數字基建是推動數字經濟與“雙碳”戰略融合的“先行官”。當前國家逐步優化數字基建布局和全國算力,貴州、內蒙古、甘肅、寧夏等省份的數據中心已應用到“雙碳”戰略推進中。但整體上“雙碳”數字基建發展還不協調匹配。
如在地域上,西部地區可再生能源富集、氣候適宜,發展綠色數據中心潛力較大,但也存在帶寬小、數據跨省傳輸費用高等短板,使其無法及時有效滿足東部需求,而東部地區的數字基建帶來了高增長的電力需求和高能耗指標的矛盾,大規模發展
新基建勢必對其他產業存在一定擠出效應。
在企業層面,頭部科技企業更能充分利用數字基建布局搶占賽道、占領市場,而眾多中小微企業數字革新壓力大,在頭部企業面前話語權較弱,可能成為碳轉嫁的被動接收方,在生產運營過程中可能釋放出更多二氧化碳,影響到降碳減排的總體進程。
4. 數字經濟發展韌性不足影響為“雙碳”穩定賦能
新發展格局下,“雙碳”戰略實施需數字經濟有安全穩定持久的賦能能力,這需要數字經濟產業發展具備較強韌性。
當前我國廣泛應用于“雙碳”領域的數字化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還較高,關鍵技術領域面臨“卡脖子”問題,深受逆全球化、西方國家極限打壓影響,已部分傳導至降碳減排領域。同時,我國信息安全防御能力不足、應急處置水平較弱,也困擾著數字經濟與“雙碳”戰略深度融合。
此外,受制于各行業數據兼容性不夠、存儲規范性不強、標準化不一等影響,碳數據資源交互流動不暢,增大了碳排放中的數字核算和數字監管難度,既限制了數字經濟的韌性,又放慢了數字賦能“雙碳”戰略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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