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鄉村結構、農業生產和生活方式中蘊含著豐富的低碳智慧和生態理念，對推進農業鄉村生態文明建設與綠色發展意義重大。鄉村環境治理切忌城市思維的一刀切，采用不合理的治理措施往往顧此失彼，難以持續，甚至激化矛盾。本文認為鄉村環境治理要在遵循鄉村特點和規律的基礎上，處理好與農業生產的關系、與農民生活的關系。把碳達峰、碳中和融入鄉村環境治理體系之中，特別需要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生態智慧，使循環利用、就地取材、自給自足、勤儉節約等優秀傳統發揚光大，要綜合運用行政、經濟、技術、文化等措施，實現鄉村環境的有效治理。

 

中國承諾在2030年前力爭使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長期以來，我國節能減排的任務由工業部門承擔，農業領域的碳達峰、碳中和問題并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實際上，農業既是不可忽視的溫室氣體排放源，也是蘊含巨大減排與抵消潛力的碳匯系統。農村環境影響農業生產以及農民生活，同時也是碳中和的重要載體。“十四五”時期，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將進入減污降碳協同治理的新階段，使得“雙碳”（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實現與鄉村環境治理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其實現路徑在農業農村具有特殊性，也決定了鄉村環境治理的重要性和復雜性。中國鄉村蘊含著豐富的綠色低碳理念，如果缺乏對鄉村特點和規律的認識和把握，鄉村不僅會成為碳排放與環境污染的受害者，同時也可能成為環境治理的受害者。鄉村環境管理實踐中，僅以城市思維解決鄉村的環境問題，或片面強調專業技術及工程手段，忽略鄉村本身的“自凈”潛力，必然導致治理方式不可持續，甚至為了解決一個環境問題而誘發出更多的生態或社會問題。綜上所述，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愿景為鄉村環境治理提出了更深刻的要求，研究鄉村環境治理是有效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保護好、實現好農民利益的重要前提。

 

一、鄉村環境污染與碳排放壓力并存

 

隨著農業生產方式的變化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向鄉村擴散，鄉村的環境風險與日俱增。由于對現代農業發展理念理解的偏差，農業這個本應是環境友好型的產業如今成為面源污染大戶。全國第二次污染源普查結果顯示，雖然近年來我國農業減排效果明顯，但農業源排放量占總排放量“半壁江山”的格局并未改變，且鄉村面源污染形勢依然嚴峻。與此同時，我國肩負著碳達峰、碳中和的歷史使命，農業碳排放問題成為鄉村環境整治中的重要一環。現階段我國農業排放的溫室氣體主要由甲烷、氧化亞氮、二氧化碳構成，二氧化碳主要來自于能源消耗，甲烷主要來自于家畜腸道發酵、糞便污染等，氧化亞氮主要來自化肥、秸稈還田與動物糞便等。我國農業碳排放從來源上基本呈現種植、養殖、能源消耗“三分天下”狀態。隨著農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村能源消費的增長空間還很大，將帶來環境污染與碳排放的雙重壓力。因此，鄉村環境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以及美麗鄉村建設中不可忽視的關鍵節點。鄉村環境污染與碳排放壓力并存，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鄉村能源消費污染問題

 

隨著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持續提升，持續增長的農村能源消費已成為碳排放增長與大氣污染的重要來源。碳達峰、碳中和以及大氣污染的深層次問題是能源問題，對農業農村而言，散煤控制問題最為典型。散煤燃燒所致的大氣污染物排放是北方地區采暖季霧霾頻發的一個誘因，而控制住鄉村散煤污染是采暖季大氣污染防治的關鍵點。雖然各級政府積極推行“煤改氣”“煤改電”等能源清潔化的政策，但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化石燃料仍然占據能源結構主導地位的狀態尚未得到根本性轉變，加之大氣污染與碳排放具有“同根同源”的協同關系，農村能源結構偏煤現狀不僅對大氣霧霾污染的形成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對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實現造成阻礙。

 

 

（二）鄉村種植業污染問題

 

中國種植業的投入產出效益在得到極大增長的同時，環境污染問題也引起了廣泛關注。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表明，種植業總氮和總磷排放量分別占農業源排放量的51％和36％，因此，種植業的面源污染防治至關重要。化肥面源污染是農業面源污染的重要來源之一，也是最主要的碳源，高農藥、高化肥的農業生產模式也會產生大量溫室氣體，給我國農業減碳工作及農村環境治理帶來不小的壓力。受益于2015年“化肥零增長”政策驅動，種植業污染排放大幅減少，化肥也成為最大的農業碳減排貢獻者，但即便如此，化肥施用總量、施用強度仍具有較高的調整空間。此外，耕種過程中秸稈禁燒一直也是鄉村生態建設面臨的難題。秸稈露天焚燒所引發的大氣污染具有爆發性強、污染重等特征。雖然政府對秸稈焚燒進行了強力管控，但成熟的秸稈資源化利用技術成果仍未得到廣泛推廣，一些農戶為了節約秸稈處置成本且不影響正常播種，在非干預下仍然會選擇對秸稈“一燒了之”。如不妥善處置種植業污染排放問題，會為環境治理以及農業碳達峰帶來挑戰。

 

（三）鄉村養殖業污染問題

 

近年來，中國畜禽養殖業規模快速擴張，據此產生的環境污染問題不容小覷。畜禽養殖業污染以面源污染為主，表現出分散性、潛伏性、模糊性等特點，致使畜禽養殖業面源污染治理的難度直線上升。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結果顯示，農業的面源污染中，禽畜養殖業污染排放量占農業污染源的一半以上，農業源COD的排放基本來自養殖業。畜禽養殖過程中，糞便污染是主要污染物，如不經妥善處理，不僅對周邊空氣、水體、土壤等造成污染，危害牲畜和人體健康，同時，產生大量溫室氣體會導致溫室效應加劇，影響碳達峰、碳中和進程。隨著環境監測能力的提升，畜禽養殖中產生COD、TP、TN等污染物已被廣泛認知，畜禽糞污無害化、資源化利用是解決養殖業污染問題的重要路徑。總體來說，養殖業污染物排放強度降低仍然具有較大的潛力。

 

二、鄉村環境治理困境解析

 

鄉村環境治理以節能減排、提升人居環境質量為目標，鐵腕治污的同時要充分考慮農民的需要，防止將鄉村污染治理運動化和形式化。在“雙碳”目標下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愿景，需要破解環境治理與農民生產、生活之間關系的難題，同時要特別重視鄉村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針對目前鄉村環境治理存在的問題，梳理出如下三種關系：

 

（一）鄉村環境治理與農業生產的關系

 

眾所周知，農業生態環境問題根植于農業生產，農業生產與生態環境之間具有天然的一致性。目標導向不同的發展理念指導農業生產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生態效果。在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愿景下，種植業、養殖業的低碳化成為“三農”高質量發展的迫切需求，中國產業低碳化內生質量增長不能沒有農業低碳化生產方式的貢獻。事實上，我國大力推進農業綠色轉型，在化學投入品減量、農業廢棄物綜合利用方面卓有成效，帶來了農業的結構性減排。但隨著高壓環保態勢由城市向鄉村的延伸，傳統的鄉村種植業和養殖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例如，秸稈是農作物生產過程中的廢棄物，也是一種重要的農業資源。但如果簡單禁燒秸稈而缺失有效的綜合利用機制，會影響農業生產秩序。禁燒麥秸稈，影響播種玉米，禁燒玉米秸稈，影響播種小麥，治理不好就會造成惡性循環，影響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同理，為了保護生態而任意擴大禁限養區劃定范圍，遏制鄉村養殖產業發展，甚至人為割裂種植業與養殖業之間的循環利用關系，禁養限制了養殖業把秸稈“過腹轉化”的途徑，導致土壤有機肥源減少，被動增加化肥、農藥的使用量，人為推高了碳排放強度，影響農業可持續發展，以至于出現以保護生態名義破壞生態文明的現象。農業的特殊性決定了環境治理需要為農業生產服務，而不是制約農業的發展。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反映了環境治理的低碳目標以及生態文明要求，發展可持續的循環農業是秸稈、畜禽糞污等資源化利用的根本出路，也是農業綠色發展行動的重要組成內容。當環境保護技術及管理水平尚未成熟時，環保應當服從農業生產需要，而不能本末倒置。

 

 

（二）鄉村環境治理與農民生活的關系

 

農村環境治理旨在提高農民生活質量，農業碳排放迫切需要提升農村居民生活的低碳化水平，因此需要處理好鄉村環境治理與居民生活之間的關系。從當前的發展形勢看，農村能源轉型是推動“三農”綠色發展及碳排放碳達峰的重要支點，也是影響農民生活的敏感問題。一方面，推動農村能源清潔化發展和生產生活綠色轉型對碳排放強度及總量下降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廣袤的農村大地為發展綠色能源提供了空間條件，多能互補潛力巨大。另一方面，農村具有居民分布分散、消費能力不高、環保意識不強等特征，導致鄉村能源革命、環保政策與農民生計之間尚存諸多矛盾。例如，部分鄉村地區強制煤改氣，名義上改善了農民的生活，但農民出于用能成本的考慮有時依然會選擇燒煤、燒柴、燒秸稈。例如我們對北京郊區某村的調查表明，村民用電取暖每戶每月的費用超過1000元，一個冬季要花費取暖費4000—5000元，遠遠超出一般純農戶所能承受的范圍，有70%的農戶依然選擇燒煤，還有少數農戶選擇燒柴，影響環境治理成效。再如，一些鄉村地區強制要求村民放棄傳統的“柴火灶”，采取禁燒、封灶等行政干預，而又沒有提供相應的替代方案，或者超出農民的承受能力，給農民生活帶來負擔。面對鄉村能源結構升級阻力與潛力并存的現實，能源結構的優化需要長效機制，同時限于環境管理理念的滯后，鄉村地區易于形成“一刀切”的運動式能源革命，導致農民生活不便，激發干群矛盾，如一些地區對“煤改氣”的政策超額執行，未關注天然氣資源配套問題，導致“用氣荒”的窘境。因此，在現有技術水平下，應因地制宜治理環境，不搞“一刀切”，例如宜氣則氣、宜電則電、宜煤則煤是更科學的鄉村能源管理策略。

 

（三）鄉村環境治理與鄉村文化的關系

 

鄉村被譽為文化寶庫，我國源遠流長的歷史和幅員遼闊的國土造就了多元的鄉村文化，鄉村環境治理要充分認識到鄉村的文化價值，不能干擾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也不能削弱或破壞傳統文化的載體，而是要學會從傳統文化中汲取鄉村環境治理的智慧。鄉村環境治理過程中的不少矛盾從根源上說是缺乏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簡單思維往往導致鄉村環境治理陷入困境。在減污降碳協同治理的背景下，須深刻認識到鄉村文化中蘊含的低碳理念和生態文明智慧。

 

與鄉村環境治理及節能減排關系最為密切的是資源循環利用文化，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種植業與養殖業之間的有機循環。在傳統鄉村，農民生產出的所有農業產出物都可以得到充分利用：糧食用來人吃，加工糧食產生的谷皮、米糠、殘渣以及被今天稱為“廚余垃圾”的剩菜、剩飯，均可作為家禽家畜飼料，進入循環利用體系。家禽家畜的排泄物作為有機肥又回到田間。但由于缺乏對傳統農業文化所蘊含的生態智慧的認識，人為割裂種植業和養殖業之間不可分割的循環關系，導致污染加劇，凸顯了鄉村環境污染治理過程中系統思維和生態文明理念的欠缺。另一方面，是農民生產與生活之間的有機循環。如人糞尿歷來是中國農民最便捷的有機肥來源，但是在現實鄉村減排治理中，強調了人糞尿的污染屬性，掩蓋或忽視了所具有的資源屬性。糞尿經水沖廁所后流進污水處理設施，最后生成三種物質，即污泥、黑臭水體、產生霧霾的廢氣。得到的這三種物質依然是污染物，需要進一步治理。問題是即使再加大處理力度，效果也無法確定。放棄它曾經做肥料的資源屬性，農田被迫過度使用化肥，破壞了農田肥力和土壤生態結構，影響了農產品質量，過量施用化肥又進一步增加碳排放和污染環境，如此惡性循環，成為人與自然最突出的不和諧事件之一。鄉村垃圾分類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在如火如荼的鄉村環境整治過程中，一些地區由于限制家庭養殖業，農戶過去可以做飼料的類似廚余垃圾的垃圾真的變成了廢物，一些地方以環境整治名義取消了小菜園和果樹種植去種草皮和景觀樹，遏制了農民利用可以腐爛發酵垃圾制作有機肥的需求，致使鄉村垃圾處理量明顯增加。

 

傳統社會中國人的耕地之所以越種越肥沃，正是得益于循環利用的農業文化傳統，受益于低碳理念和循環利用的思維方式。因此，鄉村減排整治方向應該是不僅通過制度和技術滿足農民生產和生活需要，還要處理好低碳環保與鄉村文化的關系，要促進鄉村資源的循環利用，而不是單純地熱衷于用工程辦法去處理本來可以利用的資源。

 

三、“雙碳”目標下鄉村環境治理對策探究

 

碳達峰、碳中和的提出為鄉村環境治理注入了新動力，也為鄉村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了更深層次的需求，在環境治理常態化的背景下，探尋多元化的長效機制是一種必然選擇。鄉村環境治理具有復雜性，既包括城鄉關系、農業安全、農民利益，也涉及鄉村生活等諸多方面。鄉村環境問題的最終解決不僅依賴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備，有效的監督、激勵等手段，更依賴于生態文明理念和治理鄉村環境的生態思維的普及。我們認為，要處理好減污降碳的協同關系，需要從經濟、科技和文化等多途徑探索破解鄉村環境治理難題。

 

（一）探索鄉村環境治理的經濟手段

 

環境治理中僅依靠行政命令往往勢單力薄，治標而不治本，在健全和完善現有農村生態環境治理相關法律法規的前提下，運用市場化導向的經濟手段可以提升農民生態參與度，激發鄉村減污降碳的活力。隨著鄉村對經濟發展的追求以及城市工業生產功能向外疏解，落后的、低效的、高碳的產業從城市轉移至鄉村，鄉村地區在成為“污染下鄉”的“避風港”的同時，又缺乏環境治理的資金與技術。從某種意義上說，鄉村的生態保護限制了鄉村對自然資源使用及經濟發展的權利，因此應當在城鄉融合的戰略下深入探索生態補償機制。以城鄉關系視角看，鄉村地區應當作為受償方，接受經濟補償與技術扶持，以此來優化能源結構，改善基礎設施，滿足農民的切實需要。同時，農村地區諸多不平衡的發展關系也為多領域、多主體參與的多元化生態補償機制提供了廣闊的應用空間。此外，應延拓更豐富的綠色金融手段支持鄉村環境治理及低碳鄉村建設。例如，碳交易作為低碳轉型導向的新興市場化機制在農業農村大有可為。在全國碳交易拉開帷幕的契機下，應加快推進碳排放權交易在農業農村的滲透，健全 “三農”自愿減排量的碳市場抵消機制，拓寬實現“三農”低碳化發展的途徑。總之，在鄉村亟須樹立“環境有價”的意識，完善市場化減排政策和法律法規，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讓經濟手段融入現代化鄉村環境治理體系，提升鄉村環境治理能力與活力。

 

 

（二）加強鄉村環境治理的科技支撐

 

現代科學技術進步，為破解鄉村環境治理及減排難題提供了廣闊前景，尤其是新能源的技術突破可以實現鄉村用能結構及生產生活方式的革命性變革。在碳達峰、碳中和以及鄉村生態振興的雙重背景下，農業農村減排尚存在巨大的缺口和空間，為發展鄉村環保科技產業提供了契機。就目前而言，秸稈還田技術、新型農業循環模式、新型燃料技術等不斷成熟，特別是秸稈直接還田技術不斷創新并得到推廣，圍繞秸稈飼料、燃料、基料綜合利用，構建“秸稈—基料—食用菌”“秸稈—成型—燃料—農戶”“秸稈—青貯飼料—養殖業”等產業模式，可以很好解決秸稈利用問題。可再生能源無疑會成為鄉村未來能源發展的重點方向，利用鄉村廣袤空間優勢，大力推進“鄉村電氣化工程”，普及太陽能、生物質能、光伏發電等技術的應用，分布式清潔能源的推廣增加了鄉村低碳發展的動能。長遠看，鄉村農業信息化、數字化所孕育的智慧農業是大勢所趨，通過科技創新技術助推“富碳農業”“零碳鄉村”“碳中和新鄉村”等項目是未來方向。需要意識到的是，我國的低碳技術創新、環境治理能力和世界先進水平差距仍然較大，在農業農村領域更加明顯，我們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同時也要考慮中國農業自身的規律和特點。“雙碳”目標為鄉村自主發展環境友好型的技術創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在提升農業生產效率的同時，又可以作為鄉村產業振興新的發力點。

 

（三）汲取鄉村傳統文化中的低碳智慧

 

用城市文化排斥鄉村文化，用時尚文化鄙視民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貶低了鄉村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積累價值，忽視了鄉村天人合一生態理念的合理之處。實際上，鄉村蘊含著豐富的生態文明智慧，處處體現著天人合一的理念，從村落選址、民居建造，到農民的生產與生活方式無不滲透著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及合理利用自然的智慧，為人們提供了理解生態文明的模板。鄉村環境治理也必須從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如傳統循環利用文化契合了可持續的綠色發展模式，種養結合是傳統農業文化的精髓。鄉村的生態智慧不僅體現為人與自然的關系，也體現在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的完美契合，所折射的均是中華民族價值標準和生態文明理念。循環利用文化還體現在就地取材、自給自足、崇尚節儉等鄉村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為構建鄉村環境治理體系與碳達峰、碳中和系統提供借鑒模式。

 

“就地取材”是天人合一理念在鄉村建筑、產業構成和鄉村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具體體現，蘊含著以循環利用為宗旨的節能減碳思維。其內容是充分利用當地資源，滿足當地居民生產與生活需要。民居建設就地取材與當地特殊地形、地貌、土壤、氣候、物產等諸多因素相結合，不僅造就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千姿百態的特色村落，還實現了取之于自然，還之于自然，不產生建筑垃圾的污染。就地取材表現在手工業方面，多以農業“廢棄物”為原料，生產日常用品或制作工藝品，實現循環利用。如農民用麥稈掐成草帽辮，用玉米包皮做成蒲墩、用高粱秸稈做成蓋簾等。就地取材還形成了柳編、竹編、草編、葦編、荊條編等特色手工文化。與手工業結合的循環利用還表現在食品制作上，如農戶把豆腐加工與養豬結合，形成殘渣—養豬—沼氣—種菜模式。此外，各種類型庭院循環農業、立體農業等，都以循環利用、綜合利用為特征。

 

鄉村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免去了物流成本，不需要冷鏈運輸、不需要超市設施，是減少碳排放的有效措施。鄉村居民保持的勤勞節儉的傳統，取之有度、用之有節、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拒絕奢華和浪費的生活態度，所折射出的是中華民族價值標準和生態文明信念，是倡導綠色低碳生活、反對奢侈浪費、營造綠色低碳生活新時尚的文化基礎和精神財富。

 

在鄉村建設實踐中，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生態智慧，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垃圾分類和處理是迄今為止的世界難題，但中國傳統鄉村居民很擅長垃圾分類，他們清楚哪些垃圾可以腐爛，經過發酵可以成為有機肥；鄉村居民也很清楚哪些“垃圾”可以“換錢”；只是將那些既不能做有機肥、也不能賣錢的垃圾，交由政府進行無害化處理，實現資源充分利用和垃圾源頭減量。廁所革命也是如此。傳統廁所存在臟亂臭、滋生蚊蠅、傳播疾病等很多問題，但也有其獨特優點，就是把人畜排泄物作為有機肥進入循環再利用系統。水沖廁所雖然是一種衛生性、舒適性和便利性都符合現代人要求的生活方式，但缺點也很明顯，即把本來可以利用的資源變成了純粹的廢物，需要通過工程來處理，技術難度大、運維成本高，與鄉村低碳生活理念相悖。當我們把視角從城市思維轉向鄉村生態視角重新審視鄉村廁所革命時，就會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近些年，一些新技術著眼于把傳統廁所與沖水廁所的優點結合起來，既保留了沖水廁所的衛生、便捷的優勢，同時吸取了傳統旱廁可以利用人糞尿做有機肥的智慧，不需要后期的污水處理設備，很好地解決了這個難題，應該說是鄉村生態智慧與現代技術結合在當前鄉村建設中的典型運用。

 

鄉村是一個生產、生態、生活與文化的有機體，鄉村結構、農業生產和生活方式對維系鄉村低碳生活和鄉村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碳達峰、碳中和為鄉村生態振興提供了重大的發展機遇，鄉村有潛力成為綠色低碳發展的引領者。實現鄉村減污降碳的協同治理、改善鄉村人居環境，必須準確地把握鄉村的有機整體特性，只有在尊重農業特點和鄉村規律的基礎上，綜合采用行政、法律、經濟、技術、文化等綜合措施，形成鄉村環境治理的合力，才能有效推進農業鄉村生態文明建設與綠色發展，促進農業生產、農民生活、農村生態的低碳化，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 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tan pai fang .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