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國原煤產量41.3億噸,創歷史新高。今年1月至5月,我國原煤產量達18.1億噸,同比增長10.4%,已連續5個月保持兩位數快速增長,原煤日均產量超過1200萬噸。煤炭產量的增長趨勢與碳達峰、
碳中和目標下的總量控制是否有矛盾,煤炭如何在保障能源安全穩定供應的同時,實現自身的低碳、零碳發展?就此,記者采訪了中國工程院院士謝和平。
實現“雙碳”目標并不意味著現在大幅退出煤炭
“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已成為我國社會共識,將推進經濟社會廣泛而深刻的系統性變革。
碳減排將是一個長期理性推進的過程,堅持先立后破,立足我國的能源資源稟賦,全國一盤棋應循序漸進地推進,而不是針對某一具體行業或細分領域‘點穴式’行政強制產能退出。”中國工程院院士謝和平說。
他告訴記者,美國、德國、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碳達峰前后現代化進程、能源消費、
碳排放強度等基本特征和變化規律表明,在工業化階段和現代化前期階段,能源消費彈性系數仍維持在較高水平,在人均GDP達到3萬美元之前,經濟增長很難與能源消費脫鉤,即經濟增長必須需要能源消費總量的增加來支撐。
“改革開放以來,除了個別異常年份外,我國能源消費彈性系數一直維持在0.5左右,充分顯示了我國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唇齒相依的關系。”謝和平說,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代化水平與美國等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現代化進程的持續推進仍然需要較大的能源消費總量支撐,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經濟增長還無法與能源消費脫鉤。鑒于化石能源資源稟賦和可再生能源的不穩定性,煤炭仍將是我國新時代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能源體系的“穩定器”和“壓艙石”。
通過謝和平團隊項目研究的初步預測,2030年前,煤炭消費量保持平穩或略有增長,維持在35億噸/年至45億噸/年;2031年至2050年,煤炭利用逐步向電力調峰、碳質還原劑以及保障能源安全等集中,煤炭消費量下降到35億噸/年左右;2051年至2060年,煤炭仍需用于電力調峰、碳質還原劑以及保障能源安全等不能被替代的用途,煤炭消費量仍會保持在25億噸/年左右;2060年實現碳中和后,為了應對油氣進口受限和可再生能源非正常波動的風險,仍需保持一定規模的煤炭生產和消費。
“屆時,煤炭生產和消費不單純是從煤炭利用本身出發,而是將其作為應急儲備、戰略儲備等。特別是俄烏沖突后,歐洲各國‘重啟’煤電應對能源危機。因此,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并不意味著現在要大幅退出煤炭。”謝和平說。
大力提升科學產能先進產能
“碳中和目標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仍然需要依靠煤炭,只是需要的是科學產能的煤炭和清潔低碳利用的煤炭。”謝和平指出,過去10年,我國煤炭科學產能規模不斷增加,有力支撐了國家能源安全與經濟社會發展。碳中和目標賦予煤炭科學產能,即先進產能新的內涵,也將強化生態環境約束、安全高效集約化生產約束,使一些產能和資源不再符合煤炭科學產能的要求,甚至加快一些地方整體性退出煤炭生產,需要深入思考與分析碳中和目標下煤炭科學產能資源量、煤炭科學產能規模能否支撐我國現代化進程。
“碳中和目標下亟須提高煤炭科學產能、先進產能的支撐能力。”謝和平說,從我們近期完成的咨詢研究項目成果可以看出,如果只考慮現有在產煤礦符合生態環境約束、安全高效集約化生產約束、先進產能等要求的剩余資源量,按照現有技術水平和回采率,滿足40億噸/年的產量規模,僅可支撐15年左右;通過提高科學產能水平,提高煤炭資源采出率等,可延長時間,也僅能支撐到碳達峰時經濟社會發展對煤炭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加大符合科學產能要求的煤炭資源勘探力度,摸清煤炭科學產能的資源量。統籌考慮碳中和目標下煤炭資源量、賦存條件、生態紅線等多種因素疊加下的產能規模。
“應以陜西、山西、內蒙古、新疆等為重點,謀劃煤炭科學產能支撐基地布局。建立健全煤炭科學產能的戰略儲備、產能儲備、產品儲備體系和以煤炭科學產能為支撐的柔性供給能力。加大
綠色開采關鍵技術攻關,以技術為抓手,提高煤炭科學產能保障能力,支撐煤炭碳中和目標實現。”謝和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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