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雙碳”目標，不是別人讓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必須要做。我國已進入新發展階段，推進“雙碳”工作是破解資源環境約束突出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迫切需要，是順應技術進步趨勢、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迫切需要，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求、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迫切需要，是主動擔當大國責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迫切需要。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貫徹新發展理念，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發展道路，著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取得了顯著成效。“十四五”時期，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進入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推動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實現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由量變到質變的關鍵階段。推動建立以綠色環保為價值引領和增長動力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相協同，與我國“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到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目標相適應，體現了我國走生態優先、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道路的必然要求。為推動實現碳達峰碳中和，2021年9月22日黨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2021年10月24日國務院發布《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此外還制定出臺能源、工業、建筑、交通等重點領域和電力、鋼鐵、水泥、石化、化工等重點行業的實施方案，以及科技、財稅、金融等保障措施，共同形成我國碳達峰碳中和的“1+N”政策體系和時間表、路線圖、施工圖，彰顯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堅定決心。

 

　　力爭于2030年前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意味著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將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強度降幅，用全球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碳達峰分為自然達峰和政策驅動達峰。自然達峰與國家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及城鎮化水平有著密切關系，一些發達國家達峰過程都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因產業結構變化、能源結構變化、城市化完成而自然形成的。相比發達國家，我國目前工業化、城鎮化等進程遠未結束，將近一半以上的城市第二產業占比超過50%，且主要以高耗能高碳排放的建材、鋼鐵、石化、化工、有色金屬冶煉等產業為主。在此條件下，我國提出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一方面要通過政策手段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項目盲目發展，快速縮短達峰時間和降低達峰峰值，另一方面又要在這一過程中保持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特別要保證能源安全、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和糧食安全，這無疑是場硬仗。盡管如此，我國政府仍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上鄭重承諾“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經過堅持不懈努力，截至2020年底，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8.4%，超過了向國際社會做出的承諾。作為制造業大國，2020年我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約為美國的一半，歷史累計排放量也約為美國的一半。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還在深入發展，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任務還很重，能源消費仍將保持剛性增長，承諾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僅有30年左右，遠遠短于發達國家所用時間，充分體現了大國擔當的雄心和力度。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作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中國堅定踐行多邊主義，努力推動構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工業革命以來的人類活動，特別是發達國家大量消費化石能源所產生的二氧化碳累積排放，導致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顯著增加，加劇了以變暖為主要特征的全球氣候變化。其中許多變化不可逆轉，溫度升高、海平面上升、極端氣候事件頻發給人類生存和發展帶來嚴峻挑戰，對全球糧食、水、生態、能源、基礎設施以及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構成長期重大威脅，應對氣候變化刻不容緩。氣候變化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我國肩負的大國擔當。我國是擁有14億多人口的最大發展中國家，面臨著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污染治理、生態保護等一系列艱巨任務。為實現應對氣候變化目標，我們迎難而上，積極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法規、政策、標準與行動，推動應對氣候變化實踐不斷取得新進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六次締約方大會就《巴黎協定》實施細則達成共識，我們積極與各方溝通，貢獻中國智慧和方案。我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必將為全球實現《巴黎協定》規定的目標注入強大動力，為進一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建清潔美麗世界作出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