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碳中和可以帶來許多新的經濟增長點，在低碳領域創造更多高質量就業和創業機會，帶來經濟競爭力提升、社會發展、環境保護等多重效益。”近日，高瓴資本創始人兼CEO張磊在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1年會經濟峰會時如是表示。

 

　　自我國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爭2030年前達到峰值，力爭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以來，碳中和成為當前最熱的話題之一，也給投資界、實體界帶來了巨大的機遇。

 

　　碳中和不會阻礙經濟發展且有利于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但高碳產業和企業若不轉型未來或將面臨生存危機

 

　　近日，高瓴產業與創新研究院與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聯合發布了《邁向2060碳中和——聚焦脫碳之路上的機遇和挑戰》報告。

 

　　這份報告指出，我國實現碳中和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比發達國家更多。歐美發達國家從碳達峰到碳中和，所用時間多在40年至60年之間，而中國則要用大約30年的時間走完這一歷程，因此面臨的挑戰更大。

 

　　在張磊看來，挑戰主要包括：一是我國能源需求尚未達峰。2019年中國人均一次能源消費量約為OECD國家的一半，人均用電量是OECD國家的60%。二是工業用能占比高。我國的用電結構較為特殊，工業用電占比達到67%，而OECD國家的工業、商業、居民用電分布較為均衡，占比分別為32%、31%、31%。三是電力供給結構以煤炭為主導，轉型難度大。根據中電聯統計，2019年我國發電量中火電的占比高達72%，電力領域碳排放占全國碳排放總量的30%以上，實現低碳轉型乃至最終實現近零所面臨的任務十分艱巨。四是交通、工業、建筑等部門脫碳技術仍待突破。五是地區與行業發展不平衡，公平性問題凸顯。

 

　　“但是，我國實現碳中和是可行的，并且能帶來多重效益。”張磊分析說，截至2019年底，我國碳強度較2005年降低約48.1%，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15.3%，提前完成我國對外承諾的到2020年目標，而同期我國GDP增長超4倍。“由此可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行動不但不會阻礙經濟發展，而且有利于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馬駿則預測，如果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積極地在未來30多年時間里實現碳中和，能源和經濟就會面臨低碳轉型。那么在碳中和背景下，幾乎所有的傳統、高碳能源都可能會消失，幾乎所有的高碳產業和企業也都會消失。如果不積極地采用低碳、零碳技術進行轉型，這些高碳產業和企業都將面臨生存危機。

 

　　我國實現碳中和所需要的綠色投資大約在100萬億元至500萬億元之間，“綠色新基建”領域被資本看好

 

　　有團隊曾測算，要實現碳中和，未來30年我國需要新增138萬億元的綠色投資。但在馬駿看來，138萬億元的測算值似乎偏小。

 

　　“此前我們做了一項重慶綠色投資研究，光是重慶這么一個省級經濟體，要實現碳中和，估算未來30年內就有13萬億元的綠色投資需求。如果將這個數字映射到全國，由于重慶占全國經濟體量的比重僅1/40，重慶的人均收入和全國人均收入差不多，因此全國實現碳中和所需要的綠色投資估計在100萬億元至500萬億之間。”馬駿說。

 

　　“當綠色轉型成為明天最大的確定性，將有力地引導大量社會資本轉向碳中和領域，綠色股權投資正當其時。”張磊分析說，電力、交通、工業、新材料、建筑、農業、負碳排放以及信息通信與數字化等領域，正在不斷涌現出一些新的綠色技術和模式，孕育著重要投資機遇。

 

　　據了解，在新能源技術、材料、工藝等“綠色新基建”領域，高瓴資本按照碳中和技術路線圖，深入布局了光伏、新能源汽車和芯片等產業鏈的上下游。

 

　　“在新興產業的增量創新之外，龐大傳統產業的存量變革是經濟社會整體低碳轉型的基礎，也更具緊迫性。”以農業為例，張磊表示，長期以來在互聯網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人們很容易忽視乃至遺忘它。但事實上，數字化、智能化可以迅速為其注入巨大活力，讓這個很多人以為經年不變的行業爆發出生機。

 

　　“我們投資了一家農業科技公司，通過研發、推廣先進的無人化農業技術，對農業生產各環節進行數字化作業、精細化管理，在提高農民生產價值、提升農業行業效率的同時，還推動農業實現了低碳化，為鄉村振興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樣本。”張磊說。

 

　　在張磊看來，低碳轉型是企業打破發展慣性、應對環境變化的挑戰，更是主動作為、重塑核心競爭力的歷史機遇。碳中和既是企業應對產業變革的關鍵舉措，也是影響企業未來發展的戰略抉擇，將奠定企業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優勢。

 

　　除了巨大的商機以外，金融投資界也要注意投資風險。馬駿表示，如果股權投資者在這些高碳產業和企業中有股份，且這些企業不轉型，那么未來這些股權的估值將很可能變得很小甚至變成零。如果銀行貸款給高碳企業，且這些企業不轉型，那么一些長期貸款可能會變成壞賬。

 

　　“根據對煤電行業的分析，如果繼續給煤電企業進行貸款，這些貸款違約概率將會從現在的3%左右上升到10年之后的22%以上，在高碳領域會出現很多金融風險。”馬駿建議金融機構、投資者需要識別預判并采取措施加以防范。

 

　　設立更大規模的專門支持低碳項目的再貸款機制，金融產品的利率應和接受貸款或債券融資的主體或項目的碳足跡掛鉤

 

　　面對百萬億規模的綠色投資需求，金融體系以及監管部門該如何更好地防范相關風險？馬駿認為至少要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進一步完善綠色金融標準，使其更加符合碳中和目標。未來綠色金融標準制定應該以碳中和為主要目標或約束條件，如果某個項目能滿足一類環境目標，卻同時損害了另一類環境目標，這個項目就不應該放進標準里。

 

　　二是加強環境信息披露。“企業做好碳核算之后，把數據披露出來，這樣金融機構才能知道哪些經濟活動、哪些項目是高碳的，為投資人尋找低碳項目提供支持。”馬駿認為，未來監管部門肯定會強化信息披露方面的監管要求，包括對發債企業、上市公司，甚至對未上市的公司等，都會逐步建立強制性的有關碳排放相關信息披露要求。

 

　　而從銀行的角度來講，馬駿認為，必須要知道貸款所支持項目的碳排放和碳足跡，而且要有規劃地把碳足跡降下來，最后降到零，以實現碳中和。因此，銀行碳足跡的計算和披露也非常重要，未來也應該變成強制性的監管要求。

 

　　此外，馬駿表示，銀行和投資機構還應披露其持有的棕色資產信息。“過去，金融機構自愿披露綠色資產，現在還應該要求其披露棕色資產，因為高碳資產未來可能會變成壞賬，如果不知道可能變成壞賬的資產有多少，就意味著這個金融機構不了解這個風險，也不可能管理好這些風險。因此，棕色資產的總量和所占比重等信息必須得計算和披露，這是監管部門近期應該要集中精力研究和明確的內容。”

 

　　第三，強化對低碳投融資的激勵機制。“過去有一些對綠色金融的激勵機制，包括再貸款、地方擔保、貼息等，總體力度不夠大，覆蓋面不夠廣。”馬駿建議，一是中國人民銀行應該設立更大規模的專門支持低碳項目的再貸款機制，以降低綠色低碳項目的融資成本；二是研究降低綠色風險資產權重和提高棕色資產風險權重的激勵機制。“如果把綠色資產的風險權重降下來，實際上就是對所有綠色貸款給予了低成本的激勵機制。提升棕色資產的風險權重之后，就會增加這些貸款的融資成本，引導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減少對這些高碳項目的支持。”

 

　　四是金融產品的利率應和接受貸款或債券融資的主體或項目的碳足跡掛鉤。也就是說，如果融資主體或項目的碳足跡下降快，則利率就會降低；如果降得慢或者上升，則利率就會上升。

 

　　“此外，轉型金融是一類支持減碳，同時防范金融和社會風險的創新工具。”馬駿解釋說，現在歐洲已經有轉型債券和公平轉型基金的金融產品，用來支持目前是高碳企業但會在若干年之內轉型成為低碳或零碳的企業。“這類金融產品是實現碳中和最需要的創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