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國企業是抱著先表態、再想方案的心態提出了碳中和承諾。企業不僅在摸索實現自身碳中和的途徑，也在試圖將自身業務與碳中和目標相結合、發掘新商機。這種嘗試，做好了是“雙贏”，但如果對碳中和的理解不準確，企業就有可能推出一些看似環保、實則與碳中和目標相違背的點子和做法。

 

比如，在宣布啟動碳中和規劃時，騰訊提出了AI+環保的理念，特別介紹了打算將人工智能技術應用于火電廠的改造，并表示已在歐洲與部分火電廠開展合作。通過AI等高科技改造火電廠可以提高電廠的能源利用和運作效率，這看似是環保的，但未必是與碳中和目標一致的。

 

實現碳中和意味著深刻的、甚至是超出常人想象的能源變革。在2018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1.5度特別報告》指出，實現《巴黎協定》中到本世紀末氣溫升高不超過前工業化時期1.5度這一目標，意味著全球須在2050年前后實現碳中和，屆時世界煤炭使用幾乎為零，對石油、天然氣等其他化石能源的利用也將大大減少，至少超過七成的電力供應來自光伏和風能。在追求碳中和的大背景下，火電廠其實是最需要盡快退出的產業。用AI改造火電廠，將最前沿的技術用于一個“夕陽”產業，這很可能是筆不劃算的投資。而即使不考慮經濟性，AI的應用是將有助于火電廠平穩退休，還是幫助它們打拖延戰、與碳中和的要求相抗衡，這也需要被打上一個問號。

 

一些新的商業概念也打著碳中和的旗號出現了。比如，中海油在宣布啟動碳中和規劃時，將開展“碳中和液化天然氣（LNG）”交易作為一種追求碳中和的創新舉措。不僅是中海油，整個亞洲市場對“碳中和LNG”都有較高興趣，3月初，就有15家日本企業成立了“碳中和LNG買家聯盟”，以進一步提高這種LNG產品的市場接受度和貿易量。

 

同為化石能源，雖然天然氣在燃燒時比煤炭排放的溫室氣體少一些，但它在開采和運輸中會發生大量泄漏，而其主要成分甲烷又是一種比二氧化碳強得多的溫室氣體。簡單來說，使用天然氣必然會造成溫室氣體排放。那么，究竟什么是“碳中和LNG”？

 

“碳中和LNG”買家聯盟對它是這樣定義的：通過購買“碳抵消”（carbon offset）項目的碳信用額度，這類LNG從生產到運輸再到燃燒過程中的溫室氣體排放被“抵消”掉了。

 

“碳抵消”項目可以是有減排效應的項目（比如光伏或風電），也可以是能夠避免排放（如森林保育）或者能吸收空氣中二氧化碳的項目（比如植樹造林）。通過購買額度，企業在生產、運輸和使用LNG時可以照常排放， 只需多花點錢購買額度，就能在統計意義上實現“碳中和”。

 

碳抵消措施的實際減排效果面臨著不少質疑。批評者指出，由于監管不善，很多時候“碳抵消”項目并不會帶來有效的減排效果。比如，同一個碳抵消額度可能會同時被購買者和賣出者說成是各自的減排貢獻，導致客觀事實上的一份減排量在統計時被重復計算當做兩份。另一種常見的問題是，“碳抵消”項目的實際減排效果遠遠不及預期。比如，植樹造林是常見的“碳抵消”項目，但新建樹林的長成需要時間，并不能立即達到預期效果，過程中還可能會遭遇干旱、火災等災害影響森林的儲碳能力，這也會造成真實排放高于統計數據上被“抵消”的排放。

 

考慮到上述常見的問題，再加上參與“碳中和LNG”交易的企業目前并未公開詳細的碳配額交易細節，業內也無統一標準來測算需要購買多少碳信用才能在統計意義上”抵消“溫室氣體排放，“碳中和LNG”的實際減排效果難以讓人信服。總體來看，最可能的情況是，發展所謂的“碳中和LNG”產品并不能幫助實現碳中和，給它冠上“碳中和”的名頭，主要是一種為了商業利益的包裝， 是對碳中和概念的濫用。

 

企業找到實現碳中和的路徑和與其伴隨的商機都需要時間，也需要試錯的空間，但這些的前提都是對“碳中和”的準確理解和詮釋。要想真正抓住這個長期的商機，并避免在全球綠色經濟轉型中落后，企業應該從現在就開始避免在明顯背離碳中和目標的方向上南轅北轍，不去把“碳中和”作為“洗綠”的噱頭。因為“碳中和”不僅事關國家承諾，更是氣候變化對于人類不可協商的要求。

 

姚喆

 

姚喆在中外對話擔任資深氣候變化戰略傳播官。在加入中外對話前，她曾在多家企業和非盈利機構從事傳播和政策研究的工作。她本科就讀于清華大學新聞學院，并在巴黎政治學院獲得了國家發展碩士學位。

 

吳雨濃

 

吳雨濃，中外對話氣候戰略傳播官。她曾在肯尼亞、埃塞俄比亞、南非圍繞野生動物保護、中國企業在非洲投資采訪報道。她擁有復旦大學新聞學學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