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到10年的時間使碳排放達峰，再經不到30年走到碳中和，這不僅僅是中國氣候治理的“兩步走”，更指明了未來40年的國家發展戰略。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戰略規劃部主任柴麒敏指出，實現“碳中和”愿景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與碳排放要深度脫鉤，這將帶來中國經濟的巨大結構性變革。僅以能源系統為例，2019年中國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消費占比約15.3%，未來30至40年能源系統要發生非常大的躍遷。目前的模型和情景研究表明，2050年左右中國非化石能源比重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將可能達到80%左右，這將帶來重大的產業調整、資產重估和經濟空間轉移，既是艱巨的挑戰，也將創造大量新的發展機會。

中國要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重中之重便是布局“十四五”。近期召開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將“綠色低碳”作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專家普遍認為，只有在“十四五”就提高政策力度，才能保障中國在2030年前達峰，并把峰值穩定在合理水平，使從“碳達峰”到“碳中和”這一曲線更為平滑，實現軟著陸。

 

 

 

“碳中和”對于普通人可能還是一個陌生的詞語。它意味著人類活動引起的碳排放經碳匯、碳移除等中和后，能夠達到平衡，即“凈零排放”。狹義碳中和指二氧化碳的凈零排放，廣義還要加上甲烷等其他溫室氣體。中國提出的碳中和究竟指二氧化碳中和，還是溫室氣體中和，有待進一步明確。

 

科學界早已達成共識，為了不讓全球氣候走向災難，本世紀末溫升比起工業革命前，不應超過2或1.5攝氏度。但工業革命以來，全球平均溫度已經上升了1.1攝氏度。而2015至2019年，全球平均氣溫相較2011至2015年又上升了0.2攝氏度，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五年。這種趨勢還將持續。留給人類的排放空間和減排時間窗口已經很小，任務緊迫。溫升一旦超過2攝氏度，就像潘多拉的盒子打開，全球氣候系統的破壞性后果將不可控。

 

雖然1.5和2攝氏度目標已被寫入《巴黎協定》，但目前各國提交的自主貢獻承諾都加起來，全球氣溫仍有可能上升3.2攝氏度。2018年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報告認為，若溫升不超過1.5攝氏度，那么在2050年左右全球就要達到碳中和；若不超過2攝氏度，則2070年左右全球要碳中和。自那之后，本世紀中葉碳中和成為各國制定自主貢獻目標的重要參考。專家普遍認為，中國提出的2060年碳中和目標實際上瞄準的正是溫升1.5攝氏度，這是一個負責任但實現難度非常高的目標。

 

柴麒敏認為，完成中國新承諾的時間表有兩種路徑。一種是“十四五”、“十五五”期間對碳排放的控制稍松，在2030年前達到相對較高的峰值，然后開始下降。“這代表了一部分決策者的觀點，如果這樣，之后下降的曲線就會非常陡，減排率也需要很高，才能在30年左右的時間達到凈零排放。”采用這一“先沖高、后驟降”的減排路徑，挑戰大，造成的全社會經濟損失也大。

 

而另一種更為科學的路徑，在柴麒敏看來，就是從“十四五”開始嚴格控制碳排放，提高政策和行動力度，在2030年前達到一個相對合理的峰值，然后開始一個先緩后急的下降。

 

無論是哪一種路徑，“十四五”將直接決定能否完成2030年前碳達峰。這是因為，中國要在“十五五”期間達峰，那么布局需要提前發生在“十四五”——如規劃碳總量目標以及達峰路徑。同時，五中全會也已經提出，支持有條件的地方率先達到碳排放峰值，并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至少部分地區需要在“十四五”期間達峰。

 

還有，“十四五”期間減排力度有多大，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峰值水平，從而關系到碳中和目標的成敗。除此之外，“十四五”期間的基礎設施投資，特別是能源領域，在算經濟賬的時候，也必須考慮到碳中和這一限定因素——在2030年達峰之后，高碳設施還能不能繼續使用？柴麒敏舉例，以能源和交通等基礎設施為例，通常壽命期都在30至40年，如果現在多上煤電、煤化工、石油石化等項目，就會產生高能耗、高排放的鎖定效應。

 

“如果把原本壽命期是三四十年的高碳工業、能源、建筑和交通的基礎設施提前淘汰或棄之不用，將有可能造成規?；臄R置資產。”柴麒敏計算，如此“硬著陸”帶來的損失，年均將額外產生1.3萬億元的經濟代價。一種補救思路是末端治理，如對“十四五”上馬的火電、煉鋼、水泥等高碳產業加上碳捕集裝置。但基于目前的技術評估，這一方式比源頭減排的治理成本要高很多。

 

 

 

 

綜合各研究團隊估算，到21世紀中葉，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要從目前的100億噸左右，降到15至20億噸左右，加上碳匯和碳移除技術等，才能實現碳中和。在這樣一個“緊箍咒”的倒逼之下，中國經濟“脫碳”曲線大致分為2030年前達峰，以及達峰后至2060年實現碳中和兩個階段。這條脫碳曲線走起來有多難？可以做這樣一個簡單對比：

 

2015年時，中國提交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承諾，到2030年左右達峰時，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下稱“碳強度”）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要達到20%；至于新氣候目標下，對應到2030年和2060年的碳強度、非化石能源比重是多少，尚無官方說法，但一些專家已經在做前瞻性分析。

 

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近期發布的一份報告建議，碳強度在2030年相比2015年的下降幅度要超過65%，2025年末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占比至少要到20%、2030年末至少25%。盡管這已經比原有自主貢獻目標加了碼，但清華團隊的模型數據還屬于相對保守，主張考慮經濟和能源慣性，在“十四五”和“十五五”期間采取比較穩健的政策，先強化國家自主貢獻導向下的政策力度，再向2和1.5攝氏度導向路線過渡。如果要確保2060年實現碳中和，清華團隊目前的研究結果是條“底線”，從現在開始的減排力度只能比這個要更高。

 

但在多位專家看來，在中國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2030年前達峰并盡量控制峰值，是可以實現的。“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也進入到了一個低增速、低增量的階段。通過政策和行動力度的強化，有望在 '十四五'后進入到一個平臺期。”柴麒敏說。

 

與此同時，隨著城鎮化進程持續，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意愿還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走高，其相伴而生的碳排放增長勢頭仍將強勁，例如汽車、建筑用能等。碳中和意味著全社會的低碳轉型，主要行業如建筑、工業、交通等已經面臨著制定脫碳路線圖的艱巨任務。現在較為主流的觀點認為行業需要提高電氣化比例，同時提高能源和資源利用效率。這就要求能源部門必須加大脫碳力度，用清潔電力去“喂飽”正在蓬勃發展的終端用電行業，從而保障在完成碳減排任務的同時、不影響人民生活質量的穩步提高。

 

這也是為什么，能源結構調整必須發生在當下，沒有時間再猶豫。能源基金會支持的一份聯合研究估算，按照最新的氣候目標，建筑和工業部門需在2025年前達峰，交通部門需要在2030-2035年達峰，而電力部門碳排放需要在2025年前盡快達峰并開始迅速下降，在保障用能安全的同時，支撐其他行業的碳達峰路徑。

 

柴麒敏介紹，國內主要研究機構的分析結論表明，中國要實現2060年前碳中和，2040年左右就要實現電力系統的近零排放，2050年左右要實現能源系統的近零排放。一個共識是，要盡快碳達峰并如期碳中和，關鍵是用非化石能源逐步替代化石能源。柴麒敏表示，從“十三五”時期能源活動二氧化碳排放增量來看，其中20%左右來自于煤炭消費、80%左右來自石油和天然氣的消費，因此有必要在“十四五”控制化石能源消費總量，實現新增能源消費主要依靠非化石能源來滿足。

 

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高級顧問楊富強主張，中國必須擺脫煤炭依賴，跨越石油時代，擁抱新能源為主體的電氣化未來。柴麒敏也表示，過去不少專家都建議將油氣作為清潔接續能源，即中國的能源結構先從煤炭為主，繼而轉向油氣為主的過渡階段，然后再進入非化石能源為主力的現代能源體系。一般預計到2050年左右非化石能源能占到50%以上。現在則要實現壓縮式發展變革，從化石能源為主直接轉型到以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為主的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目前較多研究都預測，2050年左右，非化石能源比重將達到80%左右甚至更高。

 

不過，令人憂心的是，2017年以來，煤炭消費量有反彈趨勢。多位專家均認為，當務之急是嚴控煤電反彈，更要警惕經濟刺激中地方政府再大力投資高碳資產。這些資產日后很有可能成為巨量的擱置資產，帶來更大的損失和轉型障礙。

 

雖然煤炭占中國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從2005年的72.4%下降到2019年的57.7%，但比重仍然很高。楊富強表示，國際上對中國有“二元論”的批評，一方面煤電裝機量世界第一，煤電廠仍然在繼續建；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發展也是世界最快的。現在必須擺脫二元論。

 

 

 

 

受困于經濟下行壓力，盡管產能過剩、與氣候目標背道而馳，地方政府仍然熱衷于上馬傳統高耗能、高排放項目。而今年全球新冠疫情更加重了短期下行壓力，為“十四五”規劃制定更添不確定性。“十四五”時期是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的重要開端，在這樣一個艱難的決策檔口，如何走好第一步，是能否“轉危為機”的關鍵。

 

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認為，全球經濟正處于新一輪的產業、能源和技術革命之中，以智能、綠色、低排放發展為特征的新增長路徑成為全球轉型的主要方向。“‘十四五’時期中國的新增長故事意味著更高質量、更綠色、更高效和更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產，更加開放、包容和具有凝聚力的經濟和社會，與自然生態更加和諧的‘新文明’發展。‘十四五’國民財富的內涵和外延將伴隨人民需求的演變而迅速發生變化，自然資本占比將顯著上升，需要打通體制機制通道，使綠水青山更是金山銀山。”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也認為，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應當成為國內大循環的兩翼。通過經濟綠色復蘇，為中長期邁向高質量發展奠定基礎。

 

鄒驥強調了“十四五”足下之步需加快完善碳市場體制與機制建設。近期生態環境部開始就全國碳排放權管理和結算辦法征求意見。鄒驥認為，碳市場以穩定安全的全球氣候為目標，對自然資本進行市場化的配額分配管理，在此過程中通過提供直接的經濟刺激，能有效激發市場主體增加碳減排的投資，促進低碳技術的創新，并形成經濟增長的新動能。但鄒驥同時也提醒，在中國現有的法律法規體系中，碳市場管理辦法的定位還是較低的，效率也較弱；當下，碳市場交易制度還有不少完善的空間，包括需要明確碳交易總量控制，提高違法成本等，但當務之急是在“十四五“期間先做起來，在實踐中尋找優化的解決方案。

 

碳市場管理辦法的完善，也會對綠色金融的發展釋放積極信號。國際上，金融部門、投資者已經開始高度關注棕色資產的風險。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清華大學綠色金融發展研究中心馬駿日前撰文表示，大力發展綠色金融已成為全球金融業的共識，除了解決綠色產業融資，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識別和防范由于環境、氣候因素帶來的金融風險。清華大學綠色金融發展研究中心的一項模型研究顯示，貸款給煤電項目目前的違約概率大概為3%，10年后違約率將超過20%。但是，中國金融部門對氣候風險的關注仍然不夠。

 

實現綠色轉型，需要巨量投資。包括歐盟在內的不少地區和國家都已經出臺綠色復蘇計劃，引導資金投向新能源、建筑翻新、清潔交通等領域。中國也在經濟刺激中大力鼓勵新基建、新能源汽車等綠色投資。不久前發布的《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21—2035年）》計劃，到2025年新能源汽車銷量占當年新車銷量約20%，屆時新能源汽車銷量將達到2019年的5倍多。

 

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的研究報告估算，在溫升2或1.5攝氏度目標下，未來30年中國的能源系統需新增投資約100至138萬億元，約占每年GDP的1.5%至2.5%以上。柴麒敏估算，到2030年年均投入3.7萬億，相當于目前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6%左右，中央財政每年投入約5000億元，“要引導和撬動社會資本，通過政策手段和碳定價機制降低氣候投融資的成本和風險。在起步階段能夠扶上馬送一程，有了一定的規模和流動性才能保證良性發展，逐步形成可持續的商業模式。”  日前，生態環境部、國家發改委、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五部門共同發布了《關于促進應對氣候變化投融資的指導意見》，將大力推進應對氣候變化投融資發展。

 

巨大投資將直接刺激技術創新，在解決氣候問題的同時，更能助力中國經濟在國際競爭中“彎道超車”。事實上，中國在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等新制造領域已經取得很大進步，市場份額、投資規模近年來始終居于全球第一，技術競爭力不斷增強，可再生能源專利已占全球57%以上，遠超排名第二、三的美國（15.6%）和日本（4.3%）。依托于國內大循環和大市場，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下降速度非?？?。風電、光伏度電成本較十年前分別下降69%和90%，在一些地方已經可以和煤電價格競爭。可再生能源預計很快可以實現平價上網。

 

柴麒敏強調，不應該將轉型僅僅視為成本，轉型同時帶來很大的經濟機會。2018年中國可再生能源行業直接就業人數已經約為408萬人，接近于煤炭原來五六百萬產業工人的規模。“十四五”該領域的就業人數有望超過煤炭產業從業工人總數。與此同時，他認為，可以參考歐盟設立公平轉型基金(Just Transition Fund)的方式，對受煤炭等高碳產業轉型沖擊較大的地區和人群，提供支持和保障，讓所有人都能共同分享低碳轉型的綠色效益。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王信也建議，將綠色轉型與經濟復蘇有機結合。新增投資應盡可能包括更多符合綠色標準的項目，重點扶持特高壓、5G基建、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新基建項目以及清潔能源、清潔交通、綠色建筑等綠色產業，支持碳捕集與封存（CCS）等綠色技術的研發與推廣，推動傳統高耗能行業脫碳，加速工業部門綠色和數字化轉型，減少經濟對碳密集產業的依賴。即便是“非綠”項目，也應符合減排和環保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