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來，瑞士信貸集團股份公司（Credit Suisse Group AG）一直聲稱在其業務中實現“碳中和”。每一座金碧輝煌的辦公大樓，每一次高管的飛行——一個全球銀行巨頭直接產生的所有排放據稱都被抵消了。仔細看看這家瑞士銀行的可持續發展報告，就會發現一個不同的情況：它碳中和的聲明是基于購買低質量的碳抵消，而專家認為這些碳抵消是毫無用處的。

碳補償的目的是讓公司支付一小筆錢，以換取從其資產負債表中刪除碳。多年來，研究人員一直擔心這些交易是在讓污染者脫身。他們說，這些抵消并沒有真正減少地球變暖的進程，而是像一種會計手法，讓更多的溫室氣體進入大氣層。

彭博綠色公司對過去十年公共數據集中超過21.5萬次的抵消交易進行了分析，首次發現有幾十個全球知名品牌跟隨了瑞士信貸的腳步。航空公司、在線零售商、工業公司和能源生產商現在嚴重依賴最便宜和最可疑的抵消類型——與可再生能源項目掛鉤的抵消。

咨詢公司Carbon Direct的首席科學家胡里奧-弗里德曼（Julio Friedmann）是審查數據的六位研究人員之一，他說，這些可再生能源的抵消購買大多是不可信的。他說：“我認為這些是低質量的碳信用，并沒有避免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購買與支持太陽能或風能項目掛鉤的碳信用額度聽起來對氣候有利。但專家們認為這些抵銷在很大程度上是假的。問題是時間問題：許多可再生碳補償的出現正是因為太陽能和風能成為大多數國家最廉價的能源。如果可再生能源已經比建造新的煤炭或天然氣發電廠更便宜，那么以低價出售抵消額作為支持可再生能源經濟性的方式并不能提供任何真正的好處。

這就是產生這些碳抵消的基礎：對清潔事物的額外支持被認為是取代了更臟的替代選項。建立在更堅實基礎上的抵消，而且要花費更多的錢，現在存在于一個直接從空氣中清除二氧化碳的新興產業中。瑞士信貸本身是可再生抵消的早期購買者，現在說它是轉向購買更嚴格的碳清除的公司之一。瑞士信貸的一位發言人在回答有關其目前的抵消購買的問題時說：“我們在我們的碳抵消選擇戰略中越來越多地使用碳清除（產生的信用）。”

然而，截至去年，可再生抵消仍然廣泛存在，盡管人們對其效力深表懷疑。在迄今為止對企業如何依賴“垃圾”抵消的最廣泛調查中，彭博綠色公司分析了2021年在5萬多筆交易中購買的1.9億噸碳抵消額。接近40%碳信用來自于可再生能源項目。根據生態系統市場（Ecosystem Marketplace）的估計，2021年的碳抵消市場總價值為20億美元。

在去年購買的碳抵消交易中，至少有47%的交易沒有足夠的信息，無法將其碳減排效益歸于買方。即使是有限的披露，數百家全球公司確認他們正在以這種方式從他們的賬面上消除碳排放。

彭博綠色公司聯系了二十多家最大的公司，這些公司進行了一些最大的抵消采購--其中大部分公司因此發布了“碳中和”的聲明。達美航空公司，每天運行4000多個航班，兩年多來一直聲稱自己是碳中和的。這意味著它已經在自己的賬戶中抹去了因燃燒噴氣燃料而產生的數百萬噸二氧化碳，它利用這些二氧化碳發動了一場針對內疚的旅客的廣告攻勢。

達美航空負責可持續發展的總經理阿梅利亞-德盧卡（Amelia DeLuca）在一份聲明中說：“我們的客戶不應該在看世界和拯救世界之間做出選擇。我們正在通過投資平衡我們的排放，以消除我們全球業務中的碳。”

仔細一看，情況并非如此。去年，在達美航空購買的2700萬噸碳信用額度中，更為嚴格的清除抵消類別僅占6%。達美航空用來宣稱的抵消額度有一半來自可再生能源，主要來自印度的風能和太陽能項目。專家對德爾塔最大的單一可再生抵消來源，即多米尼加共和國的Los Cocos II風電場進行了審查，確定它幾乎肯定不需要額外支持（即沒有額外性）。

關于具體的買家為抵消支付的費用或每個項目的收費情況，幾乎沒有任何透明度。根據Ecosystem Marketplace的數據，去年可再生能源補償的平均價格為每噸2美元，甚至比購買保護森林的平均補償每噸6美元的成本還要便宜。從碳清除中獲得的更高質量的抵消，例如那些由總部設在冰島的Climeworks公司出售的將二氧化碳轉化為石頭的抵消額度，每噸價格可能高達600美元。

La Poste SA是一家法國快遞和銀行集團，通常在可持續發展方面排名靠前，它聲稱其集團層面的排放已被完全抵消，使其成為郵政同行中第一個達到“碳中和”里程碑的企業。但是它在2021年購買的200萬噸抵消量中，有四分之三來自可再生項目。La Poste表示，它致力于在2050年前實現整個運營過程中的凈零排放，不會依靠碳抵消來實現這一目標。

Etsy Inc.也聲稱自己是碳中和的，并且正在實現凈零排放——但這是一個悖論，因為這兩個詞是同義詞，一個公司不可能在這兩個表述中進行二選一。這個在線市場去年從風能和太陽能項目中購買了數十萬的抵消額，盡管它對其價值持坦誠態度。Etsy “將逐步減少我們在抵消方面的投資”，該公司說，“在許多市場上，碳金融在幫助可再生能源競爭化石燃料方面不再起作用”。

在彭博社綠色頻道聯系到的購買抵消額度的主要企業中，只有打車公司Lyft Inc.說它正在完全放棄抵消額度。飛機制造商波音公司和石油公司Eni SpA表示，他們正在逐步減少對抵消額度的使用，就像Etsy一樣，而Vattenfall AB和Delivery Hero SE與瑞士信貸一樣，將優先考慮消除二氧化碳的抵消項目。桑坦德銀行(Banco Santander SA)和法航-荷航(Air France-KLM)表示，他們正在監測事態發展。Spotify Technology SA、三星電子公司、BP Plc、TotalEnergies SE和許多其他公司要么沒有回應，要么拒絕發表評論。

即使這些主要買家中的一些人計劃放棄或減少使用可再生補償，咨詢公司預計，隨著越來越多的公司設定氣候目標并采用最便宜的方式來實現這些目標，總市場將增長10倍以上。咨詢公司Infras的管理合伙人Juerg Fuessler說：“現在它有點像一根魔杖。你可以宣稱碳中和，并假設你可以以非常低的價格購買這些信用額度。”

 

第一個抵消項目于1988年在危地馬拉啟動，當時一家能源公司向一個非營利組織支付了保護森林的費用。就這樣，美國正在建設的一個新的煤電廠所產生的排放可以被注銷。隨著氣候變化的科學性在未來幾年得到證實，購買抵消的自愿決定成為公司對旨在減少排放的預期政府法規的一種對沖。

即使大多數抵消項目開始時的意圖是好的，但它們對企業氣候賬簿的調整是建立在不穩定的碳數學上的。參與最初危地馬拉抵消項目的氣候風險顧問Mark Trexler說：“從一開始，碳抵消的真正挑戰是他們試圖做不同的事情。在某種程度上，這些事情有可能是矛盾的。”

矛盾之處在于，抵消之所以吸引人，正是因為它聲稱要以盡可能低的成本遏制排放。特雷克斯勒說：“低成本和緩解氣候變化之間的矛盾一直是一個常態。不幸的是，成本控制實際上已經勝出。”

換句話說，購買抵消的公司最終往往關注的是成本，而不是有效性或可信度。對最廉價解決方案的需求緩慢而穩定地增長，導致旨在產生抵消的項目類型增加。這些項目包括清潔爐灶和來自農場廢物的被困沼氣，以及可再生項目。所有這些項目的基礎是聲稱資助 "好 "的活動在理論上可以避免另一個導致排放的 "壞 "活動。

然而，為了使任何這些抵消都是可信的，額外的收入流必須是決定建立“好”項目的核心。可靠性的標準很簡單。如果沒有抵消額度，一個項目本身在財務上是否可行？這種 "額外性 "要求是抵消項目的一個關鍵支柱。但由于計算背后的反事實，它也很容易被利用。誰能確定一個太陽能農場的建設阻止了一個煤炭項目的出現？

理解所涉及的創造性數學需要一定程度的腦筋急轉彎的假設。可再生能源工廠背后的項目開發商可以根據所謂避免的全部排放量來要求抵消--盡管抵消并不能為全部成本提供資金，通常只是增加利潤率。這就是為什么這些抵消會如此便宜。補償對項目的財務貢獻與歸因于它們的碳效益不相稱。

Infras的Fuessler說，這就是所有可再生能源項目產生抵消的方式，他以前是聯合國批準這種方法的小組成員。"Fuessler說："監管機構并沒有真正被激勵去確保規則是非常嚴格的。許多買家 "有興趣能夠購買低價的信用額度"。

可再生能源抵消如何比較 專家說，這些抵消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補償排放。2021年購買的數量與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前50個國家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相當。

 

彭博綠色公司聯系了碳市場專家，他們研究了少數與去年最大買家掛鉤的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抵消來源，發現這些項目沒有一個是可信的。其中許多項目，特別是在中國，顯然是因為政府希望它們被建造；來自抵消的資金并沒有使它們可行。

一個例子：中國河北省的張家口察北風電場項目。通用電氣公司在2021年從該項目中購買了80多萬噸信用額度，約占該公司年度總額的一半。專家說，中國的國家補貼和其他支持意味著，抵消收入很可能沒有成為2010年建設決定的重要因素。

非營利性研究機構CarbonPlan的政策主任Danny Cullenward說，該項目于2011年5月開始產生信用額度，在一個受監管的市場環境中運作，成本、關稅和市場參與者的背景財務結構受到國家政策和決策的嚴重影響。這意味著像這樣的項目的財務狀況”很難從更廣泛的國家政策考慮中解脫出來“。

總部位于德國的E.ON SE和總部位于意大利的Eni的最大可再生抵消供應商分別來自中國江西和四川省的國家支持的水電項目。這些項目于2013年開始產生信用額度，Cullenward說這些項目”國家選擇進行或不進行的活動的明顯例子，并不體現純粹的市場力量，可以用邊際激勵措施來推動。”

雖然可再生能源抵消已經銷售了二十多年，但在過去的幾年里，由于公司最終制定了與政府目標或投資者利益相一致的氣候目標，數量迅速增加。許多公司正轉向抵消作為短期措施，因為這通常比消除他們自己的溫室氣體排放要便宜。

需求也來自其他地方：基金經理推出ETF，交易員為投資對沖或投機賭注而囤積碳信用額度，甚至科技初創公司也希望支持基于碳信用的新加密貨幣。但信心危機有可能使公司從低質量的抵消中脫離出來。專家們提出的懷疑已經導致兩個主要的獨立驗證機構——Verra和黃金標準（GS），開始排除除最貧窮國家以外的所有可再生能源并網項目。

但是該市場目前沒有強制執行機制。全球碳抵消市場完全不受監管，遵守何種質量和來源的標準仍然是購買抵消的公司的自愿行為，從而讓他們的賬面上消除數百萬噸的溫室氣體。即使傳統的驗證機構正在拒絕一些最低質量的抵消項目，新的機構，如卡塔爾的全球碳理事會（Global Carbon Council in Qatar ）已經誕生，專門驗證可再生能源碳信用。

這預示著未來的挑戰。廉價的、可再生的碳信用額度的數量正在與數十億美元的抵消市場一起增長。甚至美國政府，在氣候特使約翰-克里的指導下，也在試圖找到更嚴格的標準來創建新的可再生能源抵消額度，使企業能夠將資金用于印度尼西亞等需要擺脫煤炭的發展中國家。但是，專家們仍然懷疑自愿碳市場能否發揮這一作用，而且還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買家愿意放棄低質量的碳信用。

伯克利碳交易項目主任芭芭拉-哈亞認為，在脫碳的外表下，空洞的抵銷是“為了照常營業而付費”。她說：“我擔心的是，當我們不得不真正控制排放時，我們會回顧這個短暫的時刻，會說我們失敗了。”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 ta np ai fan g.com

本文來自彭博社，原文標題：Junk Carbon Offsets Are What Make These Big Companies ‘Carbon Neutral’，作者 Akshat Rathi, Natasha White and Demetrios Pogkas，零碳君編譯，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