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希良表示，這與中國國情密切相關。一方面，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國內大約80％碳排放來源于發電和工業行業，如果管住了這8500家企業，實際上就能管住全國7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確定性小，政府付出的監管成本亦是可控的。另一方面，初始的碳稅稅率不好確定。如果定得太低起不到減排的效果，如果太高則不容易被社會所接受。

 

“碳市場優勢在于，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相結合，既可以管理碳排放量，碳價又由市場決定，而隨著碳市場發展，未來逐步形成穩定有效碳價，這時候再引入碳稅，難度將有所降低。我認為，將來不妨在移動源的碳減排上引入碳稅機制，例如交通行業。”張希良說。

 

據張希良團隊測算，考慮到邊際減排成本和動態激勵條件，“十三五”碳價水平約為58元/噸，“十四五”需要達到68元/噸，“十五五”則上升到104元/噸，“十六五”到2035年末碳價需提升至178元/噸。到2060年，碳價甚至可能超過2000人民幣/噸。

 

從長遠來看，張希良認為，中國碳市場在堅持中國特色之外，還需與國際接軌，包括由目前強度減排過渡至總量控制、由免費走向拍賣，乃至逐步引入第三方投資機構、金融衍生品等。

 

對此，部分地區已有率先嘗試。8月12日，深圳市生態環境局組織開展的2021年度深圳碳排放配額有償競價發放工作完成。這是自應對氣候變化職能轉隸到生態環境部門后，深圳首次開展碳配額拍賣工作。

 

競價啟動10分鐘內，申購量便超發放總量，20分鐘內申購量突破100萬噸。同時，競價期間申報價格不斷上漲，最終配額有償發放量全部成交，企業競購踴躍程度超出預期。

 

好景之下，挑戰尚存。以被納入碳市場的電力行業為例，張希良介紹，現階段中國電力市場化程度有待提高。上網電價、居民用電等電價仍是由政府決定，這使得發電企業不能自由漲價。如果全國碳市場引入有償碳配額，導致發電企業成本抬升，卻不能通過合理的電價機制傳導到用戶，那么將無法達到電力的提供方和消費者都承擔碳減排的責任。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將處于中高速增長，意味著碳排放沒有達峰，這是我們需要考慮的一個現實。近期來看，我們要把碳市場運行和監管的法律基礎進一步的夯實，預計今年碳排放管理條例就會出臺了。中期來看，我們要實現八大行業的全覆蓋，推廣有償競買、金融衍生品交易等。遠期來看，我們要建設一個成熟完善的碳市場，為全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打造樣板。”張希良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