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五屆“世界考古論壇·上海”在上海舉辦，與會的海內外專家學者圍繞“氣候變化考古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主題，分享了各自對氣候變化的考古學研究。記者從中了解到人類適應環境的各種可能性，看到了古人應對各種氣候挑戰的智慧，而這都為應對全球氣候危機提供了寶貴的參考經驗。

考古復原古代環境

“俯仰百年宇宙，移換幾番陵谷。”自古至今，滄海變桑田，地貌環境發生了極大的改變。望著今日的山川湖海，我們不禁暢想，古人的生活條件是什么樣的？考古學者通過發掘和分析古代遺址、文物和沉積地層環境樣本，為我們揭示了古代自然環境的變遷、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

人類如何應對海平面變化、長期干旱和氣溫驟變等各種氣候事件？自然氣候檔案和考古研究為我們提供了獨一無二的認識視角。上海大學文化遺產與信息管理學院教授丁見祥介紹，自末次盛冰期，也就是距今2萬年以來，全球的海平面上升了大概120米到150米，距今6000年前后才基本穩定在目前水平。海平面上升對古代先民來講，意味著“桑田變滄海”，人類活動空間被大幅淹沒。對考古而言，海平面上升意味著水下遺留許多有待發掘的考古遺存。“黃海水深在50米到70米之間，東海平均深度100米左右，大陸架的坡度很小，鑒于黃海、東海蘊藏著由古代陸地植物所生成的豐富泥炭資源，可以設想古代黃海和東海是植被茂密的大平原，也會存在某種程度的早期人類生活和遷徙活動。”丁見祥指出，大陸架考古因此極富潛力，可以為海岸帶環境變遷是如何影響中華文明演替、發展，以及海岸帶早期文化是如何影響海岸帶環境變化等問題提供線索。

從空間上看，井頭山遺址應屬于大陸架考古的范疇。井頭山遺址的發現，印證了大陸架考古是一片富饒的藍海，潛力巨大。井頭山遺址不但為河姆渡文化找到了主要來源或直接祖源，還為全新世早中期海岸環境和海平面上升過程樹立了精確的時空坐標。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孫國平介紹，距今8000年前后，河姆渡文化區經歷了一次全球海平面的快速上升，“井頭山遺址文化層最淺的地方距地表7米，也就是位于現在東海海平面5米以下的深度。”全球海平面快速上升，導致井頭山遺址被海水淹沒。井頭山遺址所代表的文化類型與河姆渡文化在文化面貌上的區別，也許就與千年間氣候與海洋環境變遷有關。

本能適應環境變遷

遠古時代，人類對于自己生活環境的選擇，與其他動物類似，基本依靠本能——擇水而居，水源充足、林草茂密、植被豐美、資源豐富的地方，往往就是古人落腳之處。山地、林木茂密處的聚落，往往出土鳥獸殘骨，說明狩獵是此處人們獲取食物的重要途徑；湖畔海邊的遺址，出土物以各類魚骨、貝類遺存為主，印證當地捕魚拾貝的生活方式。那時的人類，面對自然環境變遷、極端氣候事件，更多時候只能聽天由命，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河北康保興隆遺址地處冀蒙交界的內蒙古高原的東南緣，位于農牧交錯帶上，環境具有脆弱敏感易變的特性。這里的先民面對不同時期的氣候，采取了不同的應對策略。據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莊麗娜研究，距今約10000至6500年前，氣候相對溫暖濕潤，興隆遺址的先民開始定居，還馴化了黍、粟等農作物，大大提升了獲取食物的可靠性；到了距今約6500至4000年前，氣溫下降、降水減少，此處的先民則采取流動性較強的生活方式。

隨著人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強，先民應對氣候事件的韌性增強，定居點的選擇也獲得更大的自由度：通過開挖溝渠、引水入城，水源的限制松動了；通過馴化家畜、栽培農作物，季節性很強的動植物資源對人們的影響減弱了；通過貿易、朝貢等遠距離交易網的構建，礦產資源也不再是難題。

主動應對氣候挑戰

人是最能適應各種氣候和環境的動物。在漫長的進化歲月中，人類文明應對環境與氣候變化的韌性也逐漸增強。

距今8000至3500年，全球范圍內普遍存在一個以溫暖濕潤為特征的暖期，在距今7000至5000年達到鼎盛，年代上正對應著仰韶文化時期。中原地區的仰韶先民，如何適應氣溫升高、降水量增長？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劉青彬破譯了他們頗具智慧的應對方案：仰韶文化的聚落多選址在地勢較高處，普遍修建了具有排水功能的大型環壕。此外，他們還發明了以“木骨泥墻”為基本結構的地面建筑，“與半地穴式房屋相比，這種地面上的房屋形制更加適宜在溫暖濕潤的氣候條件下棲息生活。”劉青彬說，河南大河村遺址發現的地面式房屋還經過烘烤處理，以增強房屋的防水防潮功能。

此外，盡管鄭州地區處于中國北方的旱作農業區，但許多仰韶時期遺址都發現有水稻遺存，“這種‘旱稻混作’的農業結構也是仰韶先民適應和利用區域暖濕氣候環境的有效方式。”劉青彬說。

在與干旱、洪水等自然災害抗爭的過程中，先民們也從被動承受、躲避，發展為主動因勢利導，積極興建水利設施來防洪抗旱。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建國利用江漢平原多種田野考古與空間信息方面的資料，結合無人機拍攝、遺址三維重建與空間模擬等技術，揭示了江漢平原區域史前先民認識與改造自然環境的方式和人地關系特征，提出江漢平原史前的治水文明模式。

劉建國介紹，為了更好地應對洪水和有效利用水資源，江漢平原上的不少遺址因地制宜，采取了挖渠、修圩垸、建水庫和擋水堤等不同的治水方式。比如城河遺址攔截了東、西兩側河道，合理控制水源，使遺址內、外的低洼地帶成為可以種植農作物的良田；同時，還在河谷中建立起一道弧形的人工設施，并開鑿了西南側的河道用于排水、泄洪。又如陶家湖遺址，則修筑環壕與泄洪渠道，準確控制各溝渠的流量，以使農業種植旱澇保收。

北京科技大學講師連蕙茹從土壤微形態的角度重建了良渚古城水文變化的歷史，為我們還原良渚人如何適應、管理、應對區域性水環境變遷。她認為，水文環境是影響良渚古城的出現、發展和消亡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例如良渚早期晚段（公元前3100至公元前2850年）時期，氣候變化導致降水量變化、干旱事件和臺風等極端氣候事件時有出現，水文環境波動頻繁。良渚古城在這一階段出現了高壩、低壩系統，水利系統雛形初現，還營建了莫角山土臺，這些可能是良渚人應對氣候波動的方法——通過水利系統防洪、調水，在水位高時則于高臺上居住；良渚晚期早段（公元前2850至公元前2600年）隨氣候變化，水位波動頻繁，這一階段考古發現了大量碼頭跟護岸的設施，體現良渚人對河道有較好的管理，同時他們加高了莫角山的臺地，并沿河居住，很符合人們心中“水城”的形象。

古代先民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為今人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鑒古知今，汲取古人的智慧，我們可以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