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付出了屋頂資源,卻幾乎沒有從中受益
相比于城市,在農村推進節能減排的政策措施或者標準規范,難度更大。例如一些縣級或者鄉鎮地方政府在推進煤改氣煤改電、整縣光伏的過程中,主要模式就是地方政府和大型企業商量合作,在農村居民家里安裝上設備拍個照就算完成任務,很少去挨家挨戶地過問農民會不會用、用不用得起、冬天室內溫度怎么樣、光伏發電能否省錢還掙錢,如果對農村居民到底從節能低碳政策和措施中受益是多少沒有 “回頭看”,這種政策注定是不可持續的。
以農村光伏屋頂為例,農民安裝光伏屋頂后,一般電網對光伏發電的收購價是3至4毛錢一度電,而農民自己用電的
價格一般都高于這個收購價,一般在5至8毛錢左右。這樣一計算,如果農戶安裝光伏后,最合算的情況就是自發自用,這樣等于用“免費”一度電能就節省5至8毛錢。
如果農戶直接上網而不去使用光伏電力,本質上就是補助農村居民安裝屋頂光伏,安裝完了之后再以低價收購農村光伏的電力,農民賣光伏電賺來的錢大部分還要去還光伏貸款,最后農民付出了屋頂資源,卻幾乎并沒有從中受益。有些地方企業安裝完設備就了事,設備運行過程中出了故障也不再維修,農村居民的屋頂光伏發了電送不出去、或者發不出多少電,沒有賣電收益還要償還貸款,反而農村居民利益受損,進而對節能減碳政策產生抵觸情緒。
要讓農民從中受益,關鍵還是讓農民先用起來光伏電,用足、用好光伏電。讓農村居民用好光伏電,看起來是件小事,實際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學術研究上,通常把用好光伏電理解為居民把自己的兩個角色——光伏發電的生產者角色和用電的消費者角色——結合起來,變成一個光伏產銷者(prosumer),學會最大化自己的經濟收益。
這其中,“光儲直柔”是非常適用的技術體系,即打造光伏發電、儲能蓄電、直流供電、柔性用電的新型城鄉低碳、甚至零碳能源利用系統。以清華大學建筑節能研究中心江億院士、楊旭東教授等牽頭與山西省運城市芮城縣合作打造的光儲直柔“芮城模式”為例,芮城縣很早就開始建設集中光伏和集中風電基地,而且光伏和風電的發電量超過了芮城本地的用電需求,但是由于風光電發電和用電不匹配,所以仍然需要外購電力,而且仍在使用大量的化石能源。
當地的碳中和示范項目核心就是要把清潔風光電力用起來,包括車輛和農機具電氣化并開發利用其儲電功能,改造部分引黃灌溉系統成為既可灌溉,又可抽水蓄能的雙功能系統,還有利用芮城產量大縣優勢發展生物質能等,再利用光伏發電驅動各種機械設備制造生物質燃料顆粒等。
對于普通農戶,芮城縣朱呂村進行清潔取暖改造試驗是“管裝還管用”的示范。安裝屋頂光伏的農戶,在冬天盡量采用光伏發電來取暖,在試驗農戶示范墻體儲熱技術,進行房屋保溫改造并加裝取暖計量設備,使農戶發的清潔光電高效地用起來。
改變“劫貧濟富”模式
對于居民,變成光伏產銷者有很多物理條件、節能用能意識和操作困難。例如城鎮居民多是在公寓式集合住宅中居住,每戶實際分攤到的“可用于光伏發電的建筑物外表面”非常有限,不具備“光伏自發自用、零碳運行”的可能性。而別墅等低密度分散住宅具備一定的光伏安裝條件,但售價較高、購買者多為“富人”階層,如果再給這些低密度的住宅安裝光伏提供補貼,等于是“劫貧濟富”,更不合理。
因此農村居民是最具備率先實現碳中和、同時又為全社會大幅度降低碳排放做貢獻條件的。但目前農村居民屋頂光伏安裝中,一般不包含儲能設備(電池),因此光伏只在白天發電、多余的發電量返送電網,而居民一般的用電高峰都在傍晚開燈做飯的時候,這就要求居民安裝光伏后改變用電習慣。
更普遍的情況是,農村雖然有了清潔、便宜的光伏電,但是農用機械用的還是柴油、燒水還是用煤,很多時候想用電也用不了。農村居民還要干農活、做家務,很多情況下都沒有時間弄清楚光伏電怎么用好。而安裝上光伏后,如果不安裝發電計量設備,居民實際也不知道光伏有沒有發電。
光伏發電在晴天、雨天和不同季節都有很大變化,在陰天居民也很難判斷光伏發電有多少,而冬天光伏發電量有時候又比夏天少一半還多,所以居民要變成一個光伏產銷者,還需要在不同天氣、不同季節都改變自己的用電方式。國內外不少都研究表明,居民安裝屋頂光伏后,并不一定能學會改變用電節奏[3]。
芮城的例子就表明,要想讓
清潔能源利用系統健康持續發展,一定不是裝完就了事,而是需要系統化的改變農村用能體系,實現農村用能方式的整體轉變。在政策上,“最難的地方就是結合實際因地制宜”,搞定制、不搞一刀切,搞系統工程、不搞裝完了事。政策如果只關注裝了多少,不從整個農村用能習慣和系統去改變,最后實際上浪費了依靠節能減碳實現農民增收、農業升級、農村大變樣的歷史機遇。
與農村的情況類似,要想降低整個城鄉建設運行領域,即建筑部門碳排放,關鍵是要發揮“能源終端使用者”的力量,包括農村居民、城鎮居民、各類公共建筑投資運維管理者、以及城鄉能源供應系統基礎設施的投資運維管理者,如集中供熱公司等。
這種探索類似“小馬過河”,例如,在農村光伏發電或者清潔供熱設備的安裝要和農村的生活、生產方式結合起來,去設計出一套可持續的、全產業鏈的體系。比如在廣東、廣西的一些農村,很多農戶從事水產養殖的生意,不僅是“漁光互補”,而且利用光伏發電與養殖廢水處理裝置結合起來,再通過光伏增氧使魚生長的更快、更健康,不僅是“光伏零碳魚塘”,關鍵是促進了農民增收。
目前低碳技術的發展和碳中和的要求實際上給鄉村振興、城市更新、農業產業、建筑產業升級從而實現城鄉建設與運行高質量發展提供了一次難得歷史機遇。
例如,在過去,農村居民的用能往往被認為集中了“建筑節能的所有短板”:房屋體型系數大、保溫性能差、撒氣漏風嚴重,各種設備往往都是城市發展淘汰下來的低效、廉價的產品,用氣、用電的基礎設施也不齊全。但是今天在環保低碳的背景下,農村反而有大量城市沒有的資源稟賦,農村地區光伏、地熱、生物等零碳資源豐富,在碳中和要求下,核心應該是先思考農村地區怎么把零碳資源用起來、還要用好,先實現農村地區的用能自由和經濟增收,然后再向周邊城鎮供應剩余的零碳的電力、零碳的熱量和零碳的生物質能,甚至清潔、“零內含碳”的淡水、食物和空氣。
而在城市,制造業的余熱是城鄉建筑冬季采暖的良好熱源,污水處理過程中自然形成的熱量、冷卻數據中心機房機柜中的熱量也是熱泵供熱的良好熱源,辦公、商場、酒店、醫院、交通樞紐等公共建筑通過節能低碳改造不僅能大幅度降低自身運營能耗和成本,還可以提升室內環境品質、服務更多人群、創造更大價值。
就好像家電下鄉,企業直接下到村里面
相比以“市”或“縣”為單位整體推進碳中和,“定制”應該從更具有實操性的曾經出發,例如農村可從村一級尺度出發推行實現“一村一策”,這是因為一個市或者一個縣下面各個鎮、各個村的資源稟賦、經濟情況個能差異很大,一刀切的做法還不可以持續,但一個村內部相對資源條件差別不是特別大,可以以村為單位搞試點。
芮城的試驗就是先從一個村開始,在村里做試點,在一個村成功了,再看看其他地方的村怎么辦。利用好村民相互之前的傳播效應,并且做好聚類、分類分析,這樣每個鎮、每個村都這么搞起來,整個國家的農村面貌也就改變了。城市的情況類似,城市中的公共建筑“一樓一策”,制造業園區“一園一策”、集中供熱或供冷系統“一站一策”等,關鍵在于實現節能降碳、降費增收的真實效果,取信于百姓,再去影響投資者、建設者、運營者。
不過從政策激勵上看,自下而上的試驗方法雖然有著靈活、可持續的優勢,但也面臨著收效慢、執行難、考核難等許多挑戰。無論是清潔取暖改造還是整縣推進光伏,改造的清潔取暖戶數和光伏安裝數都是政績,基層有了考核指標,地方干部有動力去推進,這種自上而下政策有很強的速度優勢和執行優勢。但對于自下而上的政策,需要改變這種只看顯績、只看指標的政績觀。
2020年以來,一批“零碳園區”、“零碳建筑”、“零碳機場”開始設計建設或改造更新,但“雷聲大、雨點小”,“口號多、落地少”,目前尚缺乏經過工程實踐檢驗的系統集成或示范,缺乏大量真實可信的數據支持,也缺乏技術、工程、市場、金融等方面相關經驗、有效做法的總結。
應該總結經驗教訓,從1到N、由下自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種星星之火也必須要讓企業有動力參與,有市場機制來保障。目前的政策執行方式下,企業主要和政府合作,縣或市尺度的改造都是大項目,企業參與積極度較強,當然這也存在一定的尋租空間,而“終端使用者”并不能參與其中。城市當中的城市低碳更新、公共建筑能效提升、供熱系統節能改造等,也有相應的激勵政策,都是落實到具體項目中,“誰節能誰受益”。
因此,未來讓企業有動力參與村一級的建設,重點是要構建扁平化的推進體系:“就好像家電下鄉,企業直接下到村里面,而不是先和縣里談一個合同再到村里安裝”。這種扁平化的體系要保證補貼直接到農民手上,而不是層層下撥,防止“中間商賺差價”。像推廣家電下鄉一樣推進農村的光伏產業鏈建設,利用電商、短視頻賣貨等新手段,讓企業去抓住農民真實的需求,就能保證光伏裝的上,也用的上。
農民自主安裝光伏等清潔能源設備、城市更新和公共建筑節能改造等過程中,籌措資金也會是一個重要的困難。現在政策以企業主導,企業借貸要比農民自己借貸容易很多,企業借貸中大型企業顯然要比廣大中小型企業、民營企業容易的多,這也使得“自下而上”的減碳路徑實施起來更加困難。例如農戶借貸困難很多,農民的還貸能力弱、信用也比較差,所以農民借貸投資光伏難度很大,城市當中的中小型和創新型
節能服務公司遇到的情況也是類似的。這需要國家在
綠色金融推進過程中,建立針對農村、農業、農民的節能降碳
綠色發展的信貸制度,發展一個服務農村、農民、農業的綠色金融系統,因為當光伏在農村、農戶屋頂等安裝完成后,只要農民真的用上了清潔便宜的光伏電,用光伏發電開展農業生產生活活動,就會有收益,就能產生現金流,項目就能活起來。城市中的節能改造、低碳更新等也是類似的,關鍵是要探索節能減碳“真節能、真降碳、真省錢、真掙錢”的市場機制,從而創造中國特色“內生增長”的減碳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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