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世界上轉移碳排放最多的國家，通過國際貿易轉移了9億噸碳排放至其他國家。中國則是世界上被轉移碳排放量最高的國家。”

 

　　在今日召開的中國城市論壇（2022）上，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方創琳的這番話獲得共鳴。

 

　　分解減排責任需考慮“碳轉移”

 

　　方創琳說，城市群是碳排放的主體區和碳中和的責任區。受傳統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轉型難度大的影響，我國碳排放最集中的地區是城市群，約占72%，排放量增加的主因還是化石能源的過量消耗。

 

　　城市群也是全球碳轉移的主要承接區。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城市群充當了全球低中端制造業基地的功能，因而承接了隱含的最多碳轉移量。在中國出口貿易中，西方發達國家是主要消費國，其中美國占中國被轉移碳排放的24%，歐盟占25%。

 

　　在國內，經濟規模較大省份的排放責任大，全國57%的碳由本地生產是為了滿足外省消費，東部沿海地區80%消費產品相關的隱含碳排放從外地輸入。

 

　　方創琳表示，減排責任的區域分解需要考慮碳轉移。若減排政策不考慮碳轉移，發達地區會進一步向落后地區碳泄漏，不發達地區很難實現減排目標。

 

　　綠色城鎮化是各國追求目標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魏后凱在論壇發言指出，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視域下必須將綠色發展理念融入城鎮化過程，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城鎮化格局。

 

　　綠色發展是新型城鎮化的內在要求和本質特征，要把城鎮化的資源、環境消耗降到最低。綠色城鎮化是近年來各國追求的目標和方向，當前中國城鎮化面臨著綠色轉型問題。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對城鎮和鄉村的共同要求，要體現在城鎮化的各領域、各方面、全過程。

 

　　減排并非“自古華山一條路”

 

　　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黨委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應用經濟學院院長，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楊開忠在IPAT恒等式的基礎上，提出了IPADMET模型，即環境影響=人口×人均GDP×物質平均交通運輸距離×總體物質使用強度×物質交通運輸周轉完全能耗強度×能耗完全污染度，作為比較完善的環境變化人類驅動力分析框架。

 

　　他表示，依據這個模型研究發現，各國、各地區的減碳行動，都片面集中在節能減排和替代能源上，不利于更加全面、精準地制定和實施減排行動。建設生態文明并非“華山自古一條道”，不同國別和地區應該有符合自身實際的減碳政策措施，同一個國家和地區在不同時期也應有不盡相同的減碳道路。

 

　　生態文明是重構人與自然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張永生說，人類社會從農業時代走進工業時代，帶來前所未有的文明進步，也帶來前所未有的危機。美好生活的概念被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改造，人類中心主義的興起又把人類凌駕于自然之上。從工業文明到生態文明，則要重構人與自然的關系，超越人類中心主義；重塑價值觀念，超越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回到發展的根本目的。

 

　　他表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不只是用不同道路和制度實現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更是實現不同的現代化內容。生態文明時代的城鎮化，在理念、內容、資源、組織方式等很多方面都不同于工業時代的城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