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金山”上掙錢固然舒坦，但“金山”再好，也有山窮水盡的時候。

 

以水能為例，四川水能資源理論蘊藏量差不多1.4億千瓦，但有些受生態環保、經濟性等問題限制無法開發，實際技術可開發量為1.2億千瓦，目前剩下可以經濟開發的大約還有兩三千萬千瓦。

 

此外，水能、風能、光伏等新能源發電方式本身的不穩定性，也為四川通往碳中和的掘金之路蒙上了一層陰影，今年8月發生的高溫限電事件就是最好的佐證。

 

小洞不補，大洞難堵。還有什么方法能在解決以上問題的同時，加速推進雙碳目標的實現？去年9月，在四川成都舉辦的首屆數字碳中和高峰論壇給出了鏗鏘有力的回答：數字化。

 

這一觀點并非無的放矢，同為時代下的大勢所趨，碳中和與數字化本就相輔相成，結合起來更能事半功倍。此前，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鄔賀銓給出的一組數字表明，信息技術能幫助減少全球碳排放的15%到40%。

 

具體到實踐上，中國信通研究院副總工程師史德年指出，有以下四個方向：一是利用數字技術獲取企業內部涉“碳”的各種信息，把“碳”管起來，摸清碳家底、規范碳核算；二是通過數字化助力研發設計，從源頭減少碳排放；三是通過數字化技術助力生產制造，從過程減少碳排放；四是通過數字化助力運營服務，整體上節本增效提質。

 

碳中和自是不必多言，事實上，數字化也是四川的長板。根據四川省經濟和信息化廳公布的數據，2021年四川的數字經濟規模突破1.9萬億元，居全國第九，同比增速連續5年位列全國前五。此外，四川的產業數字化程度也不斷加深，2021年全省新增上云企業超9萬家、全省累計超29萬家，全省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達79.6%，高于全國平均水平5.2個百分點。

 

基礎決定下限，但擁有諸多優勢的四川并未松懈，而是早早就在碳中和的數字化領域展開了探索。據《碳中和時代》作者汪軍回憶，2012年他進入四川聯合環境交易所（下稱“四川環交所”）后，就開始參與碳惠天府的課題研究，14、15年左右就大致完成了方案，到2016年時所里就上線了自主開發完成的碳交易系統。

 

2016年，汪軍離開四川環交所，但所里有關碳中和數字化的嘗試并未停止。三年后，四川環交所上線了自主研發的全國首個碳中和平臺——“點點”碳中和平臺系統。2021年5月，“碳惠天府”綠色公益平臺微信及小程序正式上線，現已有超100萬人注冊使用，碳減排場景超過52萬人次參與，碳減排量累計突破64噸。

 

除了四川環交所，不少四川企業在數字碳中和方面也有所布局，比如國網四川省電力公司從2020年11月份整合科研力量開展碳排放全路徑監測與減排減碳技術研究，目前已推出自主研發的首個“電碳”監測模型、覆蓋省市兩級、融合源網荷三個維度的“電碳”數據分析模型等產品。

 

正如硬幣有正反兩面，四川發展數字碳中和也并非一片坦途，而是布滿了不少荊棘。清華四川能源互聯網研究院能源消費智能化研究所所長高浪告訴36氪，相對而言，四川很多企業對于節能減排的需求沒有重工企業所在區域和沿海地區那么迫切，碳管理、碳咨詢等數字化業務需求較少。

 

汪軍補充道，這是因為對碳減排和碳交易有迫切需求的無非是高耗能企業和頭部企業，這兩者四川都較少。

 

頭部企業少意味著龍頭帶動效應弱。汪軍以杭州為例指出，在螞蟻、阿里等頭部企業的帶動下，上下游企業為了拿到訂單被迫進行碳管理和碳減排，從而倒逼整個地區數字碳中和的發展，但四川起到類似作用的企業很少，只有天齊鋰業、新希望等幾家企業。

 

“要想發展碳相關的信息化產業，政策或者說頭部企業的帶頭作用非常重要。”汪軍感慨。

 

此外，市場需求少還將直接影響到產品的迭代速度和企業的競爭力。碳智庫CEO鄧恒表示，由于企業和客戶分隔兩地，很多時候企業并不能快速及時地響應客戶最新的需求和反饋，將會導致四川低碳信息化產品形態迭代和模式創新相對慢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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