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公約》締約方歷時兩年，在1997年達成了《京都議定書》——全球氣候變化談判及合作的重要成果。它堅持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并就溫室氣體減排設定了三個靈活的履約機制——“國際排放貿易機制”（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IET）、“聯合履約機制”（Joint Implementation，JI）和“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其中“清潔發展機制”是指發達國家通過提供資金和技術的方式在發展清潔能源、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等方面與發展中國家進行項目合作，獲得的“經核證的減排量”，即“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CER”，可以用于發達國家履行《京都議定書》所規定的減排任務。

 

　　可以說，“清潔發展機制”是世界各國尋求氣候合作的關鍵，即解決資金和公平問題的一個重要嘗試，它解決了氣候談判面臨的主要障礙，在關鍵時刻推動了全球氣候治理進程向前發展。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從2001年到2018年，全球有140個國家通過“清潔發展機制”開展了減排合作，共有3038億美元被投資在氣候和可持續發展項目中，在發展中國家減少了大約2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的溫室氣體排放。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也積極參與到國際社會推動可持續發展的行動中。根據當時的國際預測，中國被認為擁有很多實施CDM項目的有利條件，如技術能力強、國家風險低、比較容易獲取項目投資等。到2010年的5年間，發達國家通過京都三機制實現《京都議定書》減排目標的市場需求大約是每年7.2億噸CO2，其中的23%需要通過CDM來完成，而中國約占據整個CDM市場份額的近50%，即近8000萬噸CO2。而截至2012年6月初，我國成功在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EB）注冊的CDM項目達到2013個，占注冊項目總數的48.47%，CO2減排量約3.8億噸，占注冊項目預計減排總量的64.29%。有大量CDM項目排隊等待進行交易。

 

　　應該說，CDM機制對于中國低碳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的積極意義。一方面，它為中國提供大量資金和技術，在促進能源產業的技術進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同時，也改善了當地環境。另一方面，通過參與CDM機制，中央、地方和企業的相關人員建立了碳交易的意識和理念，制定和實施了交易機制的配套政策和管理體系，也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碳交易相關的專業人員。

 

　　然而隨著《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在2012年到期，依附于這個全球減排法律文件起到“過渡”作用的CDM機制，也面臨著或改革或徹底終結的命運。根據當時全球氣候談判的趨勢來看，即使CDM存續，對CDM項目的審核也將越來越嚴格。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妥善處理已經批復的CDM項目，并繼續鼓勵節能減排項目的開展和實施，是中國政府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而建立中國自己的國內碳市場，似乎是最為恰當的選擇。 本文@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tan pai fang .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