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通過系列科技規劃的部署和實施，我國氣候友好型技術創新體系建設工作取得長足進展。一是主要減排技術的大規模應用，助推國家減排目標提前實現。2005 年以來能效提升、可再生能源等主要減排技術的應用累積實現二氧化碳減排 42 億—50 億噸，對我國 45% 碳強度下降目標的貢獻率高達 48%~67%，促進這一目標于2018 年底提前兩年實現，同時產生了良好的環境治理協同效益。

 

二是關鍵適應技術研發取得重大突破，有效保障了國計民生。“天—地—空”全球變化觀（監）測網、預測預警體系和數據集研發成功并投入使用，大幅度提高了我國天氣預報、防災減災水平和應急管理能力。氣候變化風險評估技術的應用保障了南水北調、三峽水利工程、青藏鐵路、能源化工基地等國家重大工程的安全穩定。

 

三是部分先進技術產業化水平提升，帶來了顯著的經濟社會效益。如我國超超臨界機組技術水平、發展速度、裝機容量和機組數量均已躍居世界首位，對優化火電行業結構、全面提高燃煤發電效率、減少污染物排放作出重大貢獻。超低能耗綠色建筑技術應用于北京冬奧會場館建設，“綠色奧運”理念得以充分體現。以可再生能源技術為主導的新能源汽車產量年均增速 87.5%，銷量已占全球 50% 以上，持續改變著全球汽車產業格局。以數字化與電網融合技術為支撐的全國智能電網市場規模將近 800 億元，裝備體系初具國際競爭力，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深入進行。

 

其次，技術整體轉化率水平不高。一是應對氣候變化技術供給和需求未能有效對接，盡管每年產生的省部級以上科技成果 3 萬多項，專利數量龐大，但僅 36% 左右的技術進入產業化階段，其中能夠大面積推廣并產生規模效益的僅占 10%~15%（發達國家約為 40%）。二是技術研發成本和轉化應用成本普遍過高，除了技術本身的轉讓和使用成本，企業還需要額外付出生產設備、人員、場地等成本。三是市場機制在技術推廣與轉化應用方面發揮的作用還相對有限，促進應對氣候變化技術創新的全國碳市場建設尚處于試點和起步階段。四是全國性技術中介組織發育不足，低碳技術產品認可認證機制不夠規范，影響到技術轉化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