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現狀

 

從整體上看，我國科技投入和產出情況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近年來我國研發總投入已占到GDP總量的1.98%，與中等發達國家對科技的投入基本相當。我國每年至少有3萬項科技成果問世，有7萬項專利成果誕生。然而，我國科技成果向產業轉化的比例偏低，目前約為10%，與發達國家30%～40%的科技成果轉化率相比，差距較大；也有研究推算出中美兩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數值分別為6%和50%，存在明顯差距。我國高校實現授權或轉讓的專利占專利總數的比例僅為2.03%。生態環境科技領域也存在類似問題。有報道表明，我國省部級以上的生態環境領域科技成果能大范圍推廣且產生經濟效益的不到15%，專利技術實際實施率僅為10%。

 

總之，生態環境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尚未形成互惠的良性關系，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率仍然較低，這對于提高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極為不利。可以實際轉化的產品，一定要具備讓企業或社會“愿用、易用、實用”的特點，否則技術的轉化是較難實現的。

 

1.2 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存在的問題

 

 

1.2.1 生態環境科技的“不愿用”：研究方向與產業及社會需求脫節

 

 

當前生態環境科技研發課題主要著眼于發表論文，因此大部分學者都是瞄準國外SCI論文的需求進行研究。研究人員對國家實際需求及相關產業鏈了解甚少，在基礎研究選題方面人云亦云，不切合我國國情，沒有獨立思考及獨特見解。形成的所謂成果大部分也是實驗室里完成的，在國家項目中只是探索，因此“驗收”后即束之高閣或拆掉相關示范工程項目，導致成果無法真正落地。

 

還有一些生態科技課題雖然從立項之初有所謂的“擬實現的產業化目標”或“擬解決的產業問題”，但實際上項目負責人只是從現有實驗室研究或互聯網獲取相關信息，走所謂集成創新之捷徑，并沒有對產業一線進行充分的調研實踐，尤其沒有對國內市場實際狀況進行充分了解。所以很多“擬解決的問題”是項目負責人通過有限信息臆想出來的，然后采用實驗室或現場小試的方式進行解決，最終的成果自然與產業實際需求距離過遠，導致無法成功轉化。

 

 

1.2.2 生態環境科技的“不易用”：研究刻意回避產業技術難題

 

 

與發達國家技術水平相比，當前我國生態環境科技創新水平處于并跑、跟跑階段，仍存在技術跟蹤、模仿的依賴慣性。有分析報告指出，在環境技術專利申請數量方面，我國已占據優勢，但國外專利機構已經布局了大量高價值核心專利，對許多領域的技術和市場已形成壟斷。我國的一部分生態環境科技項目，雖然立項之初看似有產業化目標，項目負責人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產業調研，但由于項目考核的要求，相關科研人員的實際初衷則往往只是為了發表高影響因子SCI文章，搶占科技山頭，容易過多地對項目的某一個技術亮點進行夸張的描述宣傳，選擇性地忽視該技術的短板所在，在論文中刻意回避相關技術的弊端，不啃硬骨頭，從而造成了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表面繁榮的假象。但是做產業，往往是技術短板決定了科技成果能否轉化成功。在科技研發領域，“不說全”的真話往往比謊言更加難以辨識。

 

 

1.2.3 生態環境科技的“不實用”：成果轉化的經濟可行性限制

 

 

不可否認，在生態環境科技領域，一批科研項目的確在立項之初考慮了產業需求，也進行了技術調研，但往往忽略了從實驗室走出的科技成果面臨真正產業化時的經濟可行性。部分實驗室中誕生的科技成果往往需要較昂貴的原材料或較高的制備工藝成本，因此最終的生態環境科技成果雖然技術通過驗收卻與產業實際成本要求不匹配，曲高和寡；還有一些生態環境科技成果雖然自身技術卓越，但相關產業鏈的其他配套技術還沒發展到位，造成產業化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產品回報周期長等問題，仍然無法滿足市場需求。

 

 

1.2.4 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未能有效服務于社會、經濟產業大循環

 

 

當前，國際大循環動能明顯減弱，國內循環活力日益強勁，這一趨勢影響了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的大環境。在國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針對我國這一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系統性地解決好資源與能源的暢通循環問題，就是從源頭解決污染物排放造成的生態環境問題。

 

現階段，我國生態環境科技領域習慣將處理末端污染問題視為環境技術的發展動因，但是只有突破鏈條式的個別產品、行業思維方式的束縛，從區域和國家的系統視角，重新審視能源節約和替代、廢物綜合利用、“零排放”技術、有毒有害原材料替代、綠色再制造等技術在經濟大循環中的定位，圍繞構建國家大循環系統，才能真正引導生態環境科技成果為社會與經濟的綠色、循環、可持續發展服務。

 

 

1.2.5 不能準確把握公眾對生態環境質量訴求，不能精準支撐管理部門業務需求

 

 

公眾不僅是生態環境問題的主要受影響對象，也是環境問題治理的參與主體，更是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的最終受益者。近年來，我國公眾環境意識明顯提高，公眾的環境意識與其生活滿意度，以及踐行綠色消費、減少污染、關注生態環境等行為存在一定關聯。此外，公眾的環境意識，受社會、經濟發展不均衡因素的影響，呈人群、地域和城鄉差異。居民環境意識的不同，對生態環境質量的需求不同，其購買環境產品的能力和意愿也不同，因此促進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的關鍵，就是精準地把握不同人群、不同地區公眾對待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的訴求。

 

在民意基礎上，生態環境科技轉化也需要兼顧管理部門的業務要求。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具有政策和市場雙導向性特點，政策和標準驅動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公眾對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的訴求，上升為政府的環境政策與環境標準，技術成果能否支撐環境政策與標準、滿足管理部門的業務需要，就成了檢驗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的核心標準。公眾對改善生態環境的訴求對政府形成壓力，迫使環境政策與標準趨嚴，創造了最大的市場需求，并進一步帶動生態環境科技成果轉化為社會和產業綠色轉型發展而服務。. 夲呅內傛萊源亍：ф啯碳*排*放^鮫*易-網 τā 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