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溫室氣體和空氣污染物的協同治理是一種雙贏的策略。自協同效應的概念提出以來，大量研究對溫室氣體和大氣污染之間的協同減排技術、措施、潛力等方面進行了評估。本研究回顧了協同治理理論的發展歷程、典型案例以及重要的政策實踐，在此基礎上討論了當前研究與實踐的特點，并對未來研究提出了建議。典型案例涉及能源、交通、工業和居民部門，政策實踐討論了溫室氣體和空氣污染協同治理政策的主要類型及其實施情況。從損失評估、協同機理、高精度排放清單及模擬等角度對未來促進協同治理的研究提出了方向建議。

 

引言

 

我國當前面臨的打贏藍天保衛戰、實現綠色低碳發展的重要任務，需要同時做好大氣污染防治和溫室氣體減排工作。在《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的推動下，我國空氣質量明顯好轉，但由于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運輸結構偏油等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臭氧、硝酸鹽、銨鹽和黑碳等大氣污染的防治任務仍然艱巨。在溫室氣體減排方面，2005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國家，2013年中國人均碳排放達到了7.2噸，超過了歐盟的6.8噸。2015年6月，中國為推動《巴黎協定》達成，提出了“到203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達峰”等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但我國能源消耗型工業占比較高，城鎮化過程仍在持續推進，預計短期內仍有大量的能源消耗需求。同時，產業升級、非化石能源體系的建立和推廣等過程耗時長、成本高。在此背景下，中國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壓力較大。

 

在嚴峻的現實需求和積極的宏觀政策號召下，深入探討我國溫室氣體和空氣污染物的協同治理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首先，協同治理有利于降低大氣污染防治和溫室氣體減排的總成本。從長遠來看，要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達峰的目標，必然要進行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和升級。而短期內由于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控制靶向更明確，管控更嚴格，如果不考慮協同作用，企業會傾向于選擇采用短期內效果更顯著的末端處置設備。相比于協同情景下實現路徑的一次全局優化，無協同情景下的二次決策很可能會帶來成本浪費，甚至增加治理費用，例如，燃煤電廠的末端脫硫措施將增加CO2排放，燃煤電廠的碳捕集與封存技術（CCS）也將因其自身的電力消耗而引起大氣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其次，進行協同治理有利于避免高碳鎖定效應。以一次能源消耗和高耗能行業引領的工業發展路徑在促進我國經濟騰飛的同時，也造成了我國工業行業排污比重高的現狀。單獨的污染排放管控，有可能將解決方案鎖定在相對高效的末端治理技術上，從而削弱低碳轉型的動力，產生進一步的高碳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