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來勢洶洶的疫情正席卷全球，以驚人的速度威脅著生命和生計。隨著感染率和死亡率的持續上升，人與人之間的流動被大大地限制，經濟活動受到了極大打擊，政府為此而采取非常措施，個人乃至企業都在爭先恐后地調整適應。一眨眼的功夫，冠狀病毒的擴散已遠遠顛覆了世界運作的假設。現在，全球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應對這種新的危機上，以及如何降低危機后可能出現的衰退現象。

 

 

在這種混亂情境中，人們很容易忘記僅短短幾個月前有關氣候變化、氣候變化帶來的社會和經濟影響以及它引起的集體反應的辯論是如何的激烈。事實上，可持續性議題在不可持續問題突然變得無法避免之前，出現在私營及公共部門領導人日程上的頻率愈來愈高。

 

 

鑒于此處突發疫情的擴散范圍和規模，以及它所帶來的長遠負面影響，整個世界是否在此時保持關注氣候變化以及更廣泛的可持續性議程？我們堅信，我們很可能負擔不起這樣做的成本。氣候應對行動不僅僅會在未來十年至關重要，而且在氣候復原力基礎設施上的投資及向未來低碳社會的轉型會推動近期大量就業機會的創造，并同時提升經濟和環境的復原力。由此可預見將來的利率會接近于零，因此沒有比現在更好的時候進行投資了。

 

 

為滿足該需求并更好利用這一機會，我們相信領袖者將會以下三個問題而受益：

 

 

從當前氣候變化帶來的疫情我們可從中吸取到哪些經驗和教訓？

 

我們在疫情中所作出的反應對策會對氣候變化產生什么影響——正面或負面的？

 

公司、政府及個人可采取哪些步驟，使得我們在流行病中的即時應對策略如何與可持續性的需求保持一致？

 

 

以下是我們針對這些問題給出的初步解釋，希望它們能激發有助于把我們即時應對危機的策略和優先恢復聯系起來的更多想法與行動。

 

 

目前疫情所帶來的潛在教訓

 

 

如果我們想要從實踐中獲得啟發，從而為我們的行動提供動機，那么去了解疫情和氣候風險之間的相似性、差異性以及更廣泛的關系是極為關鍵的第一步。

 

 

基本相似之處

 

 

疫情和氣候風險都代表一種物理上的沖擊，在這一點上兩者都是相似的，然后它們都會轉化為一系列社會經濟上的影響。相比之下，金融沖擊——無論是銀行倒閉、泡沫破滅、市場崩潰、主權債務違約還是貨幣貶值等，都是由于人為因素引起的，通常出于擔心貶值或流動性。金融沖擊往往起源于金融體系內部，通常可通過信心恢復來修補。但是，物理沖擊只能通過理解和調整潛在的物理性質起因來進行一系列補救措施。經過我們最近的集體經驗可觀察到，無論是在公共部門還是私營部門，都是受到過金融沖擊而不受自然沖擊影響的。目前的嚴峻疫情或許能使得我們預見全面氣候危機帶來的潛在后果，包括同時發生的供需外來沖擊，供應鏈中斷以及全球傳播和放大機制。

 

 

疫情和氣候風險同樣存在不少相似的性質。這兩者都是系統性的，因為它們的直接表現和后續連鎖反應都會在互聯互通的世界里迅速傳播。因此，在最初疫情爆發時，減少石油需求成為價格戰的一個因素，并隨著疫情的蔓延而進一步加重了股市的下跌。它們都是靜止的，因為兩者過往出現的概率和分布可能性正不斷快速變化，無法足夠以預見未來。兩者都是非線性的，因為它們所引起的社會經濟影響在突破某些閾值后（如醫院收治疫情病人的能力）會不成比例地增長甚至惡化。它們兩個都是風險的倍增器，因為它們都突出并加劇了金融及醫療體系乃至實體經濟中目前為止未曾經過檢驗的脆弱性。兩者都是倒退性質的，因為它們對世界上最脆弱的人口群體和亞人口群體的影響都是不成比例的。最后，這兩者都不能被視為“黑天鵝”，因為多年來專家已針對兩者接連警告過幾次（盡管有關于氣候風險的爭辯可能會更為廣泛）。這次冠狀病毒的爆發似乎表明，整個世界都未做好預防或對抗的充足準備。

 

 

此外，應對疫情和氣候風險都需要同樣的根本性轉變，從優化系統的短期性能到確保它們都具有同等的長期彈性。醫療體系、實物資產、基礎設施服務、供應鏈和城市的設計基本上都是在狹隘條件下運行的。在許多情況下，它們大部分呈在原本條件下勉強運作的狀態，更不用說超過條件范疇了。此次冠狀病毒疫情和應對策略（截至本文撰寫，政府已發布撥款數萬億美元的刺激政策）已反映了未能及時建設彈性制度帶來的昂貴成本問題。在氣候變化和疫情中，全球危機的代價必然大大超過其預防措施的代價。

 

 

最后，兩者都反映了“共通性的悲劇”的問題，因為個別行動可以違背集體利益并耗盡寶貴而共用的資源。若沒有全球協作，就無法有效應對疫情和氣候災難。事實上，盡管目前的跡象與此相反，但它們很可能通過積壓的壓力來證明，國與國之間的界限遠不如問題和解決策略之間的界限重要。

 

 

主要差異

 

當疫情和氣候災難存在明顯相似之處時，兩者間的顯著差異同樣存在。

 

 

一場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危機代表了迫在眉睫、分離而可直接辨別的危機，我們會出于慣性出于生存目的而做出反映。相比之下，氣候變化所帶來的風險是循序漸進的、累積的，并隨著程度和時間的進化而呈現出愈發分散的危險。它們都需要為未來的獎勵而采取目前的行動，鑒于隱性的“貼現率”，過去的獎勵往往充滿不確定性而過于微小。這就是英格蘭銀行前行長Mark Carney所稱的“地平線悲劇”。

 

另一種說法是，針對疫情和氣候災難的發生及解決策略的時間尺度是不同的。疫情的往往用周、月和年來度量；而氣候災難則用年、幾十年和世界來度量。這就意味著，如果因引導不當而出現全球性危機時，可能會比我們目前看到的冠狀病毒（如果這可想而知的話）更嚴重而更具破壞性。

 

 

認識到疫情和氣候風險之間的相似之處、差異及更深遠的關系，是我們通過實際影響來為接下來行動提供信息的關鍵第一步。

 

 

最后，疫情是一種傳染病風險的事件，氣候災難則存在累積性風險。傳染病可在全球范圍內引起一系列互為關聯的事件（即使我們現在能見證），并可一次性引起整個系統的震蕩；累積性風險則增加了嚴重后果的可能性，會引起同時期出現但不會互為影響的反應。這對它們各自呼吁的緩解行動具有顯著的影響。

 

 

 

更深遠的關系

 

 

斯坦福大學和其它機構的研究者認為，氣候變化——一種強大的風險倍增器——實際上會造成疫情的大范圍擴散。舉個例子，氣溫升高會為某些傳染病、蚊子傳播的疾病如瘧疾和登革熱創造有利條件，且棲息地的消失會迫使各種動物遷移，導致病原體在動物間的溢出機會增加。相反地，降低環境風險的相同方式——通過優化消費模式、縮短并本土化供應鏈、用植物蛋白代替動物蛋白、減少污染的方式——也可能有助于降低疫情的風險。

 

 

一些人認為，為應對冠狀病毒疫情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充分說明了短期內可出現較為顯著的行動。在冠狀病毒疫情封城期間中國和印度國土的污染消失的衛星圖像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然而，這種（暫時性的）影響會對人力和經濟造成巨大的代價影響。關鍵問題在于如何找到一個能同時保證環境和經濟可持續性的范例。說起來容易，也比行動起來容易，但這些都是必須要去做的。

 

 

現在會發生什么呢？

 

 

雖然我們仍處于迅速蔓延的疫情危機初始階段，但我們已經能看到該疫情是如何地影響氣候行動的軌跡和性質，以及氣候行動如何通過創造就業機會、推動資本形成及增加經濟復原力來加快社會的復蘇。

 

 

有利于支持和加速氣候行動的因素

 

 

首先，某些臨時調整的策略，如遠程辦公和對數字化渠道的更大依賴，可能會在封城解除后繼續存在，以減少交通運輸需求和排放量。第二，供應鏈可以被遣返，減少某些范圍內的排放（它們存在于企業的價值鏈內，但與直接排放或購買能源的生產無關聯）。第三，由于物理和系統性混亂程度的提高，市場可能會受益于風險價格（特別是氣候風險）。這些因素雖然將會造成更多近期商業模式的中斷及更廣泛的過渡風險的可能性，但同時也會為加速的變革提供創造更大的激勵。

 

 

此外，公眾可能會提高對解決系統性問題的科學專家的認同性。而且，雖然并不是必要的結論，但人們可能會希望政府能在風險應對上充分發揮預防和協調的作用。實際上，在最后策略上支付者、貸款者及保險公司的巨大成本投入，可能會督促政府在彈性建設方面發揮出更積極的作用。至于私營部門，經過危機的洗禮，可能會轉向“更好的建設”的風向。

 

 

我們已看到冠狀病毒疫情是如何對氣候行動的軌跡和性質產生了深刻影響，以及氣候行動能通過就業機會創造、推動資金形成、增強經濟復原力來加快社會復蘇的進度。

 

 

此外，低利率也許會加快新型可持續基建的部署，以及適應性和復原力的基礎設施的建設——支持近期就業機會創造的投資。因此，全球合作的必要性會更為顯著而愈加普遍化。

 

 

如果過去相當于序幕，那么這種變化的可能性和持久力則可能與現在危機自身深度成正比。

 

 

可能會破壞并拖延氣候行動的因素

 

 

然而與此同時，高碳排放國的極低價格可能會增加能源的使用率，并進一步推遲能源的轉型（盡管較低的油價可能會推出一些低效、高排放的邊際生產商，并鼓勵政府終結昂貴的燃料補貼政制度）。第二個橫流是，政府和公民可能難以聯手把氣候優先性和緊迫的經濟需求整合起來，以實現社會的復蘇。這可能會影響它們的投資、承諾和監管方法長達數年，取決于危機的程度以及復蘇時間的長短。第三，由于財富的縮水，投資者可能會推遲向新的低碳策略分配資金。最后，如果危機過后出現零和博弈的趨勢，國家之間的競爭很可能會加劇。

 

 

 

接下來應完成哪些行動？

 

 

本文里我們相信所有利益相關者——個人、企業、政府及公民社會——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對于政府來說，我們認為以下四個行動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建立氣候風險模型以評估氣候變化帶來的經濟效應。這將有助于為復蘇計劃提供信息來源，更新并增強用于基礎設施規劃的歷史模型，并使得氣候壓力測試能采用在資金計劃當中。第二，將用于經濟復蘇中的大部分資源中的一部分采納在氣候變化的恢復與緩解行動中。其中包括對廣泛的可持續性杠杠進行投資，包括建設可再生能源的基礎設施、擴大電網容量并增強它的復原力以支持增加電氣化、建筑改造、發展和部署新技術以推動重工業的去碳化。這種投資的回報既包括風險的降低及新增長的能源。第三，抓住機遇重新考慮加快氣候變化的現有的補貼制度。第四，由于過于內向而零散的行動無法從本質上解決系統性和全球化問題，需加強可持續建設上的國家與國際之間的協調與合作關系。我們在未來幾周和幾個月內的經驗將有助于在實現氣候變化的問題的一致性上開拓新的途徑。

 

 

對于企業來說，我們能預見兩種優先性。第一種，抓住時機實現去碳化，特別是優先淘汰經濟邊緣化且碳密集的資產。第二，用系統系而循環的方法來建設復原力。企業應在出于必要的情況下進行試驗，使其運營更具彈性和可持續性——例如，縮短供應鏈、提高能效的加工制造業、以視頻會議替代差旅、增強數字化的銷售與商業模式。當中一些實踐是出于未來權宜之計和經濟性的做法，并有可能成為企業的可持續轉變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伴有能在疫情后能跨領域開展的成本效益和數字化轉型的努力。

 

 

在復原力方面，一個主要的優先事項是要建立承載力以通過定性和量化真正了解企業脆弱性方面，以抵御更廣泛的場景，尤其是物理事件。在這方面，還需對多重危機將合并疊加的情況進行建模和準備：這不難想象，在某些特定區域里，疫情有可能再次復發并同時發生洪水或火災，這將對救災和復原力構成極大的考驗，公共實體亦如此，因此復原力的思維模式應更多地考慮事件的組合相關性。

 

 

對所有群體來說——個人、企業、政府及公民社會——我們可以看到另外兩種優先事項。第一，利用這一時機提升公眾對氣候危機帶來的影響的認識，氣候危機最終會造成長久持續且影響巨大的中斷。這包括意識到到物理沖擊可能對金融和經濟系統產生巨大的非線性影響，因此這證明其代價是相當高的。第二，在危機后能持續存在的心態及行為的轉變（如在家辦公）的基礎上，減少我們對環境的需求，或者更準確地來說，將它們轉換為更為可持續性的能源。

 

 

個人、企業、政府及公民社會應利用現有時機提升對氣候危機帶來的影響的認識，氣候危機最終會造成長時間且影響巨大的中斷。

 

 

從各方面來看，我們在未來十年中采取的步驟對于確定我們是否能避免失控的氣候變化至關重要。已上升1.5°或2°的全球平均氣溫，可能會造成全球經濟不具備應對氣候挑戰的風險出現。以每年40至50千兆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速度來看，全球經濟仍有10到25年的碳產能。邁向低碳經濟社會之路意味著一項艱巨挑戰，如果我們選擇在一兩年時間內忽略該問題，該挑戰就會變得前途漫漫。簡而言之，所有的水手都必須一起站在甲板上并肩作戰以對抗冠狀病毒來重振經濟，拯救生命和生計，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現在要開始整合思維和規劃，來建設更大的經濟和環境復原力，作為未來社會復蘇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