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發現，從政策類型看，現有政策主要以命令控制型政策為主，例如萬家企業節能計劃、十大節能工程、省級溫室氣體強度目標和能源強度目標分配和考核、淘汰落后產能等，雖然有助于確保政策效果，也充分利用了我國政策行政控制力較強的優勢，但不利于市場靈活調節和成本優化，容易造成市場扭曲和失靈，出現諸如“拉閘限電”等怪現象。相比而言，通過市場經濟類手段減少碳排放有利于降低減排成本，利于價格信號讓市場主體做出優化的選擇，促進低碳領域的有效投資和產業布局。

 

依據專家建議，“十四五”時期，對于目前廣泛實施的重點工業產品能耗限額標準，如常規燃煤發電機組單位產品能源消耗限額、機動車燃油經濟性標準、強制性建筑節能標準等，應及時根據技術進步的情況和實施國家自主貢獻的需求予以更新，制定更為嚴格的限額標準，從而提高政策力度。

 

此外，還應研究實行以低能源強度、低排放強度、高質量發展指標為核心的產業準入政策，逐步建立產業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嚴格控制低效率、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產業發展。

 

在政策創新方面，專家們建議逐步建立完善強制性政府綠色采購政策，有效增加低碳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市場需求。增加公共資金投入，探索運用投資補助、貸款貼息等多種手段，引導和撬動社會資本廣泛投入低碳發展領域，鼓勵擁有先進低碳技術的企業進入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領域。